当“精神病”成为个别凶徒逃避死刑的“免死金牌”，当无辜者的生命因一句“无法控制行为”被轻描淡写，法律的公平正义便在公众心中打了折扣。无论是从个案折射的问题，还是从法律逻辑与社会治理的角度，精神病患者杀人都应与正常人同罪，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亦需依法追究。

　　从现实案例来看，“精神病免责”的漏洞已显现隐患。2024年成都某小区命案中，梁某某因被邻居质问“家门口吐痰”，持刀连捅对方十刀致其死亡。案发后，其家人突然声称其患有精神病，相关鉴定更是在杀人后才进行——案发前梁某某无任何服用精神病药物的记录，却顺利拿到“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报告。但细究案情不难发现，她作案前有踩点行为，能精准选择刀具作为凶器，面对保安劝解时还能条理清晰地辩解“站在这里不犯法”，更刻意避开民警、壮汉等“强者”，专挑普通住户下手。这些细节足以证明，其作案时神智清醒，具备明确的认知与判断能力，“精神病无法控制行为”的说辞，不过是试图脱罪的借口。

　　从法律层面而言，“精神病免责”并非绝对，却常被误读与滥用。我国《刑法》第十八条明确，精神病人刑事责任分为三类：完全无法辨认或控制自身行为者，无需担责;间歇性精神病人在清醒时作案，需承担全部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者，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可以”并非“必须”，这意味着此类情况并未排除死刑适用。像梁某某这类被鉴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凶手，理论上完全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实践中，“精神病”标签往往成为辩护焦点，甚至被运作成“免死符”，违背了立法初衷，也让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精神病杀人豁免死刑”的潜规则，还衍生出多重社会风险。一是鉴定环节存在漏洞，部分精神病鉴定缺乏长期跟踪机制，对鉴定医生的追责制度不完善，律师与鉴定机构之间存在操作空间，“花钱买鉴定”“伪装成精神病”等现象时有发生，一纸虚假报告就能让凶徒逃脱严惩;二是监护人责任的缺失，许多精神病患者的暴力倾向早有征兆，但其监护人未尽到看管、治疗义务，甚至在案发后协助“装病”脱罪，却极少被追究责任，相当于变相纵容风险;三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当凶手以“精神病”为由减轻或免除处罚，受害者家属的悲痛与诉求被忽视，社会公义难以彰显，甚至可能引发“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要破解这一困境，需从法律修订与责任强化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应明确“精神病患者杀人与正常人同罪”的原则。删除法律中可能被曲解的“从轻减轻”模糊表述，对“部分刑事责任能力”“间歇性精神病”的认定设置更严格的标准，要求鉴定机构提供长期行为跟踪报告，同时建立鉴定失误追责制度，杜绝虚假鉴定。对于作案时具备清晰认知、有预谋、手段残忍的精神病患者，必须依法判处死刑，彻底打破“精神病=免死”的错误认知。

　　另一方面，必须严肃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立法应明确，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负有法定的看管、治疗与风险防范义务。若监护人明知患者有暴力倾向却未采取措施，导致其实施杀人等恶性犯罪，或在案发后协助伪造精神病证据，应按“过失致人死亡罪”“包庇罪”等追究刑责;即便患者确实属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监护人也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接受强制监管培训，确保后续不再危害社会。

　　法律的核心价值，是维护公众心中最朴素的正义。精神病患者的权益需要保障，但这绝不能成为其伤害他人的“保护伞”。唯有让杀人者不论是否患病都承担应有代价，让失职的监护人受到惩处，才能堵住法律漏洞，震慑潜在的违法者，真正实现“杀人偿命”的公平，守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全。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