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七十四岁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1月2日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负责向中央反映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

　　1月4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并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一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1月6日阅刘少奇一月五日关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他去作公开检查的来信，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同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月8日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纸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谈到当前的舆论宣传问题时，毛泽东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谈到当前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历来不赞成。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各部改成组，从中宣部开始，改成宣传组。宣传组由王力任组长。

　　1月10日晨，阅江青本日报送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批示：“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1月11日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陈伯达与江青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江青同志：两件及另三件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同日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会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强调要维护军队的稳定。会议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等五个文件。《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说：当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煽动一些群众要求晋级加薪，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凡是发生两派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贺电和社论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个通知于一月十三日发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

　　1月12日审阅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批示：“同意。恩来同志：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指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幕前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的六条具体规定。《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指出：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各级党委必须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三个文件。

　　1月13日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1月14日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同日《人民日报》转载。

　　1月16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1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桿卫派。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同日审阅林彪本日给解放军报社的复信，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十三日，肖力等八人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并夺了《解放军报》的权。次日他们致信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林彪在复信中说：“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

　　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1月中旬阅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月十六日《快报》特刊登载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十三日发布的这个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毛泽东批示：“退王力同志。”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1月21日阅南京军区党委关于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要在合肥召开群众大会并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同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

　　同日阅延边自治州党委一月十九日关于两个造反派组织为接管《延边日报》出现武斗伤亡，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冲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批示：“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同日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压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量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

　　1月22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江华、江渭清、谭启龙、刘俊秀、李丰平、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

　　1月23日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由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批示：“照发。”决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这个决定于本日发出。

　　1月26日阅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同日审阅林彪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林彪在送审报告中说：昨天下午徐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地开展，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合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做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革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的社论。社论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1月27日阅章伯森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1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命令》稿修改问题。

　　同日审阅《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改写了其中的第五条，将原第五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干部，特别是髙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这个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同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

　　1月30日阅谭震林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同日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如有修改，请告伯达。”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在原稿“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一句中“反对一切”后面，加写“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二)修改原稿中的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将原稿中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立新功”一句，改为：“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这篇社论发表在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同日针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阅贵州省革命造反派主办的《新贵州报》一月二十六日登载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通告宣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一月二十五日接管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通告提出：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人民日报》二月一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指出：(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二)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

　　同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取黑龙江省党政大权。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二月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