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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的寒冬，在《秘密报告》发表后不久，格鲁吉亚(斯大林故乡)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开始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

　　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

　　3月10日，苏军出动实弹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了枪，有数百人伤亡，超过200人被逮捕……

　　这是曾称作“红军”、“人民军队”的苏维埃武装，第一次将枪口对准苏联人民。

　　而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威信。

　　同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

　　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意大利工人的吸引力远不如从前。

　　战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但《秘密报告》公开后，已不足14%”。

　　在美国，美国共产党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

　　很多美共党员当时纷纷表示：

　　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世界范围针对斯大林同志的讨论、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激辩、针对《秘密报告》的反应，第一次爆发世界性影响的，就是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在史学界也被认为是美国方面受到的一次启迪：在军事力量无法撼动苏联、颠覆苏共执政的情况下(1949年苏联已成功爆炸原子弹)，完全可以通过颜色革命、舆论煽动、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对红色阵营进行瓦解。

　　二十大结束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通过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本。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到后兴高采烈地称：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

　　杜勒斯还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公布它。

　　1956年3月10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英译本在《纽约时报》全文发表，这比许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党、群众看到报告全文还要早。

　　接着，法国的《世界报》也刊登了《纽约时报》所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法文译文，迅速传遍资本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对斯大林在世期间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仍在对峙的情况下，西方舆论界趁机贬低和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

　　而赫鲁晓夫本人，则成为了西方政客眼中的“美人”，他们对这位苏联新领袖垂涎不已，也为三年后臭名昭著的美苏戴维营会谈埋下了伏笔。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屁颠屁颠地飞往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美苏会谈。

　　抵美后，赫鲁晓夫难掩兴奋：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解决一切世界问题。

　　在玛丽莲梦露吹弹可破的肌肤诱惑下，伴着香气扑鼻的美国牛排，沉沦于纸醉金迷之中的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创造了“戴维营精神”，正式开始谋求“美苏G2共治”。

　　这些，都被中国共产党方面看在眼里。

　　戴维营会谈被赫鲁晓夫视为其个人和苏联外交的巨大胜利，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一个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对美国而言，“戴维营精神”更多是缓解柏林危机的策略性举动，而非接受与苏联“平起平坐，共管世界”的战略承诺。

　　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这种美苏之间的公开“亲密”无异于一种“阴谋”，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赫鲁晓夫这种“G2”幻觉的顶峰，为此后中苏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题埋下了伏笔，也预示着苏联革命事业破产的开始。

　　在我党方面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赫鲁晓夫的路线本质上是取消革命，向帝国主义投降。

　　对于赫鲁晓夫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的看似温和实则追求对美缓和所谓“和平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赫鲁晓夫同志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判断，张着獠牙血口的美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与苏联做朋友的，敌人想的只有一件事：灭掉你!

　　访美半年多后的苏联五一大阅兵，美国派出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检阅台上的赫鲁晓夫无奈之下只能下令拦截击落。

　　通过审讯飞行员、招供出美军的对苏侦察战略，赫鲁晓夫一年前在美利坚满面春风地“对美交好”彻底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笑柄，也被各国共产党视作为“否定斯大林”的后遗症。

　　两年后，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赫鲁晓夫在美国人面前的怯懦又直接暴露了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虚伪和政治幼稚。

　　正如毛主席就赫鲁晓夫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所做出的精准评价：

　　前期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很难想象，如果斯大林在世，苏联、苏军会是如此风貌。

　　2

　　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政府与苏联的接触始终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策略考量，而非战略上的伙伴关系构建。

　　缓和战略是为了管控风险、避免核战、分化共产主义阵营，而不是为了与苏联分享全球霸权。

　　当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后，艾森豪威尔可以轻易地中断巴黎峰会;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甚至更为强硬的表示“美方是可以按下核按钮的”。

　　赫鲁晓夫的“G2”倾向，不仅激怒了中国，也引起了东西方阵营其他国家的警惕。

　　在西方，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致力于追求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人的欧洲”，坚决抵制美苏主宰的“雅尔塔体系”的延续;

　　在东方，中苏决裂后，阿尔巴尼亚等国公开站在中国一边，罗马尼亚等国也开始奉行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而赫鲁晓夫却依然沉醉在两极独大的旧梦里，如此落后于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思维，几乎注定了他的政治结局。

　　1956年时中国已完成三大改造、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但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强大，不仅不感觉到高兴，反而越来越感到害怕。

　　特别是，面对自己身为世界第一社会主义强国的首脑、但事实上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现实，赫鲁晓夫更加无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羽翼丰满”。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介绍，1954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曾对阿登纳说：

　　中国人强大起来了不得呀!你们还记得历史上的黄祸吗?

　　接着，赫鲁晓夫讲了历史上成吉思汗是怎样从中国打到欧洲东部去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本人把中国当成“黄祸”的，在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的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丁点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影子。

　　恰如莫洛托夫对他的评价：

　　赫鲁晓夫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

　　赫鲁晓夫的“欧洲第一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极为根深蒂固，这也直接反应在后续他的一系列对华控制性举措：撤走苏联专家、妄图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妄图与中国搞所谓“联合舰队”、把我台湾问题国际化……

　　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赫鲁晓夫说：

　　台湾问题是一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应向世界舆论表明，中苏不会为台湾而打仗。

　　台湾现在不能解放，可索性，你们就像苏联内战时期(1920-1922)对“远东共和国”那处理。

　　赫鲁晓夫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把我台湾省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台湾处于美国军事力量控制之下。

　　对此，毛主席直率地回答：

　　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美国应该撤军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除了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其时更为“用力”的就是加深对中国核武器研发的压制。

　　在1958年要搞共同舰队而没有搞成以后，次年6月，怀恨在心的赫鲁晓夫立刻公开宣布不再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也不再供应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并且，还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57年时能签署，也是拜毛主席当时同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给赫鲁晓夫撑撑场面所赐)。

　　赫鲁晓夫撕毁1957协议，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而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且是在1959年他动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之前。

　　很显然，压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发展，这是作为修正主义头子的赫鲁晓夫，彼时献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而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见面礼，就是1959年9月9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这个声明极其偏袒印度而责备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当在西藏边境地带‘惹怒’印度、‘破坏地区和平’，中国应当接受麦克马洪线”……

　　访美结束之后，赫鲁晓夫马不停蹄来到中国为美国人做说客，要求我们放弃解放台湾，还要求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

　　无可争议，赫鲁晓夫想要牺牲中国，讨好美国。

　　在1959年10月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主席发生了一场大争吵，认为中国“不知收敛、对美过于强硬”……

　　从中国回去以后，赫鲁晓夫继续大骂我方“公鸡好斗”，说中国共产党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

　　甚至，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直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他吐露了他内心的想法：

　　过去中国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

　　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赫鲁晓夫更是搞小动作、鼓动其他兄弟国家对中国代表进行围剿，企图采取高压手段把我们压服……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1960年，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 《列宁主义万岁》 ，随后《人民日报》也刊发了相关社论。

　　这些文章名义上是纪念列宁，实则是打响了公开论战的第一枪。

　　1960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下)》中明确提出了 “和平共处与革命的区别，各国和平共处与革命是两件事” 的观点。

　　这直接驳斥了赫鲁晓夫将“伪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共运“新总路线”的企图。

　　我党方面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也应该实行和平共处，但这绝不意味着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要放弃革命斗争。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是阉割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

　　3

　　1964年秋天，赫鲁晓夫狼狈下台。

　　其实早在那半年前的1964年3月间，毛主席在他家里开会的时候就谈到赫鲁晓夫可能被政变推翻：

　　赫鲁晓夫急于召开国际会议就是出于一种需要，他因为对中国施加压力无效，不能把中国压服，于是就想出要采取最后一手，像过去斯大林对付南斯拉夫那样，像他对付阿尔巴尼亚那样，召开他一手操纵的国际会议，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64年11月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对前一段时间的公开论战和赫鲁晓夫下台作了回顾，阐述了他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同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

　　接着，毛主席满怀激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

　　100 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绝不屈膝称臣。

　　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

　　但是，对于已经尝到“G2”甜头的苏共而言，一个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会阻止苏共在意识形态层面加速下坠的态势。

　　就通过推翻赫鲁晓夫而成功上位的勃列日涅夫其执政时期，今天学术界在回顾那段“G2”历史时，常使用“超级大国共管”(superpower condominium)或更具象的“二元制”(biarchy)来形容这一构想。

　　这是一个由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zong书记通过定期会晤，共同裁决国际事务的顶层设计。

　　如是追求的本质，是苏联在取得与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后，要求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即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的挑战者，转变为一个体系内的、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联合管理者”的心态。

　　与其说勃列日涅夫是对“G2”这个概念的痴迷，不如说是对“与美平权”这一地位的极度渴望和执着——这也便构成了勃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驱动力。

　　“有限主权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

　　所谓“有限主权论”，是60年代末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军事集团提出的一个说法，是有关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主张——本质是一种霸权主义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已经过时，主张用“联合主权代替单一的国家主权”。

　　这一政治主张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用，后被同为帝国主义的苏修当局衍生进化。

　　1968年8月，苏联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震动了中国共产党方面。

　　苏修领导集体认为，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高于一切;因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

　　由此，人们把这一论点称为“有限主权论”。

　　毫无疑问，苏修的“大家庭利益”是彻头彻尾的骗术，不过是为了服务于自己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罢了。

　　此等霸权外交也一度被苏修用以染指我国香港和澳门。

　　早在1960年12月24日，联合国通过苏修带领四十余个亚洲国家提出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草案——将香港和澳门纳入名单之中时，毛主席就察觉到苏修的霸权主义。

　　正是那份《宣言》，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自决权”，使其可以“自由决定其前途，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

　　从历史纵向维度而言，那份《宣言》成了此后苏修进一步炮制所谓“有限主权论”、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预演。

　　其时，正是毛主席敏锐觉察到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可能通过该法案干香港、澳门等地区形成事实“独立”。

　　为了将中国的主权领土——香港与澳门从法案名单中永久删除，在联合国席位彼时仍被蒋介石政权非法把持的情况下，毛主席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尽早行动：

　　港澳问题完全是为中国主权范围内议题，不可以“殖民地”性质而论，应将港澳两地剔除出名单。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对港澳问题进行表决：支持删除99票，反对5票，其余弃权。

　　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动的政治决心成功维护，也奠定了此后回归祖国的水到渠成。

　　而1969年珍宝岛战役的胜利和铁列克提保卫战的不屈，更是直接宣告了“唯武器论”“原子弹崇拜”的失败，是毛主席人民战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令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苏修法西斯分子的沙文主义阴谋破产。

　　其中铁列克提的所谓主权争议本就不存在，是苏修基于沙皇时期的侵略版图而炮制的阴谋，后来也在苏联解体后经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友好协商后正式宣布完整属于中国领土。

　　1969年6月，苏修曾发表声明称：

　　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当时苏修声称“柳条边”和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

　　苏修口中所谓的“柳条边”，是清朝地方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以禁止一般居民越界打猎、放牧、采人参——苏修随意举出此例来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边界，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足见其领土划分的阴谋和野心。

　　并且，早在1964年，本着残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未完全破碎的中苏友好关系(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对美投降主义即“戴维营精神”宣告失败，以及苏修亲近帮扶印度但遭到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暴打，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对美退让，苏联重新需要团结中国)，苏方已经决定化解珍宝岛争议、不再延续此前对蒋记国民政府的领土侵占(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派兵占领黑瞎子岛等远东地区中国领土)。

　　但是从1967年开始，随着国力、特别是武装力量进一步复苏上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再度对侵占珍宝岛产生幻想，领土争议被不断放大。

　　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先后16次侵入该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

　　最严重的当属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部队大批武装人员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野蛮干涉中国渔民正常的捕鱼生产活动，用装甲车轧死和撞死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渔民9人。

　　我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苏修方面停止武装入侵活动，苏修却置若罔闻。

　　早在1966年1月，苏修当局就和蒙古国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要知道，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

　　尤其是当时苏联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而自中蒙边界到我首都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苏军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更是可以攻击中国全境。

　　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百万量级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我党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

　　1966年3月时，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就明确表示：

　　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

　　毛主席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

　　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1968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立刻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转变对苏边防策略，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进行反击。

　　最终，酿成了1969年的中苏军事冲突。

　　1969年1月4日，我军战士照常登岛巡逻时，遭到30名苏军的拦阻和推打，中国军队人员被迫撤回;1月6日苏军再次入侵珍宝岛，抓走我渔民2名。

　　1月23日，苏军76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军队边防人员，围攻、毒打中国军人，打伤我军20余人，其中重伤9人。

　　2月6日至25日，苏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军队边防巡逻人员

　　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6人。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在围点作战、奇袭爆破的方阵下，我军将入侵的法西斯苏军一点一点的逐出珍宝岛。

　　15日，苏联边防军3次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炮火支援下再度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激战近9小时，利用迂回穿插，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挫败了进攻。

　　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国开展了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有1.5亿人以上。

　　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全部进入战争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态对抗苏修的钢铁洪流。

　　1969年8月后，我军开始在珍宝岛长设营房，主权至此之后再无争议。

　　4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对中国施加极端的军事压力，本质是因为其无法容忍在苏方的所谓“管辖范围”内出现一个“不听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共产党国家。

　　他本人曾明确表示：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在没有苏联参与或不考虑我们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这句话频繁出现在勃涅日列夫的各类讲话中，是苏联追求“共管”地位最直白的宣言。

　　他计划将苏联的军事力量作为外交杠杆，以换取与美国平等的谈判地位和政治利益，实现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的霸权主义“G2共治”。

　　勃列日涅夫及其核心决策圈，如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他们的世界观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格局形成过程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即“雅尔塔体系”——正是由美、苏、英等大国协商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

　　这种“大国协商决定世界命运”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

　　他们倾向于认为，国际关系最稳定的状态就是几个主要大国(在70年代的现实中就是美苏两国)达成默契，共同管理全球事务，约束各自的盟友和小国。

　　这种模式被苏修统治集团认为是务实、高效且能避免灾难性战争的最佳途径。

　　当东欧盟友对这种“超级大国以我们为代价进行共管”表示担忧时，莫斯科往往不以为然。

　　在这帮人看来，这正是维护体系稳定的必要代价。

　　因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并固化一个“雅尔塔2.0”版本——一个由华盛顿和莫斯科两家说了算的世界。

　　勃列日涅夫时期，美苏首脑会晤的频率、深度和制度化程度达到了冷战时期的顶峰。

　　从1972年尼克松访苏，到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再到1974年的莫斯科峰会，以及后续与福特、卡特的会晤，这些不仅仅是礼节性的访问，更是美苏霸权“共管”的核心机制。

　　在这些峰会中，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涵盖了欧洲安全、中东问题、越南战争、核扩散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

　　双方交换情报、协调立场、划定红线——这种做法本身，就在向全世界宣告：美苏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两国的共同决定将影响全球走向。

　　最能体现“共管”精神的纲领性文件，是1972年5月29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美关系基本原则》。

　　这份文件堪称“美苏共管”的“大宪章”。

　　其核心条款包括：

　　双方将“基于和平共处原则”行事。

　　双方承认“任何一方试图获得单方面优势，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都与这些目标不相容”。

　　双方将“尽最大努力避免军事对抗，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双方承诺“在出现导致国际紧张局势危险地加剧的风险时，将立即进行紧急磋商”。

　　这些条款，尤其是“避免获得单方面优势”和“紧急磋商”的承诺，实际上为“G2共治”提供了一个行为准则。

　　它暗示着一种共识：双方不仅要自我约束，还有责任共同约束可能破坏全球稳定的第三方，并对危机进行“联合管理”。

　　尽管这份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其政治象征意义是巨大的。

　　它在文本上确认了苏联所追求的为大国沙文主义服务的“平等地位”和“共同责任”。

　　在欧洲，共管模式体现得最为“成功”。

　　尽管有戴高乐这样的坚决反对美苏统治欧洲的人物，但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可以被看作是“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的最终确认，文件承认了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满足了苏联的核心安全关切)，同时包含了“人权”条款(满足了西方的要求)。

　　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这一多边框架，美苏实际上主导了欧洲“游戏规则”的制定，将东西欧的现状予以“合法化”和“稳定化”。

　　这符合苏联将欧洲作为其“势力范围”并获得美国默认的长期目标。

　　但是在第三世界，“美苏共管”的理念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不断粉碎着了美苏之间那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治默契。

　　当苏联在安哥拉(1975年)、埃塞俄比亚(1977年)等地通过代理人(古巴军队)或直接军事介入来支持亲苏政权时，在美国看来，这是对“缓和”精神的公然背叛。

　　美国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鹰派，认为苏联在利用“缓和”作为掩护，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咄咄逼逼人的扩张。

　　这种“霸权集团内讧”，事实上反映了这世间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

　　如果因为利益而走到一起，终有一日也会因为利益而分道扬镳。

　　跋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一系列背弃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治行为，都让那一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个宏大的参展面之下：新中国如何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道路?新中国如何维持自己的高速发展且能够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

　　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战交锋，毛主席不仅批评苏联，更以此为鉴，反复强调中国自己要“夹起尾巴”，永远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他在八大的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这种“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态度，为我党在六七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始终占据着道义制高点。

　　1968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 中，我党首次正式将“苏修叛徒集团”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

　　如果说之前的论战还带有“同志加兄弟”关系破裂后的“清算”性质，那么“社会帝国主义”的定性则意味着中苏之间已经是敌我矛盾——苏联不再是“走上邪路的兄弟”，而是与美帝国主义一样，甚至“更危险”的敌人。

　　其“更危险”在于，它提供了某种样板，亦或可称为某种“教训”。

　　毛主席曾明确提出：

　　大国与小国应平等相待。

　　这是对苏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做法的直接反驳，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应用的强调。

　　包括珍宝岛战争在内的对苏战斗历史意义重大，是继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又一次正面击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且是又一次粉碎核讹诈的威胁，为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树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拔升作用。

　　面对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崔可夫等修正主义份子的原子弹叫嚣，毛主席当时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

　　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继续在东南亚袭扰中国(然而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而如今回看1969年，不禁感叹，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保卫战可谓直接推高了国际共运的声势——我军看似是与苏联军队交战，但实质不仅是在保卫我国领土主权，也是在捍卫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成果、拯救蒙头狂奔的修正主义苏共。

　　从1968布拉格之春，到1979年阿富汗危机，再到1989年独立分离风潮………一步步迈向深渊的苏联修正主义，不断给予着中国最强音的警钟钟声。

　　即毛主席所言：

　　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苏联人已经丢了。

　　而依然坚持列宁和斯大林导师地位的中国，通过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对苏反击战的坚决斗争，鼓舞了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进行反击。

　　核弹头数量不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个零头的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证明我们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横行的“有限主权论”阴谋概念一败涂地。

　　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就做出过论断：

　　美军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

　　真正的大国，其国之“大”，不仅在器，更在于“气”。

　　1952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什么?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中苏之间小规模战争的时代意义不亚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都是震动世界格局、彰显我国国格的大事，绝不可在后世遭到任何泼污与曲解——尤其是其目的是宣扬修正主义与沙文主义时。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抗美援朝战争近年来热度颇高，可以说回到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上(对比十几年前国内因媚美氛围浓郁而被淡化)——但是，珍宝岛战役等对苏修的作战一直处于舆论的边缘地带。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对苏联修正主义保卫战的声浪，对于后世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实际上在捍卫政治纯洁性的层面高度更巨：它在时刻提醒着建国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新生共和国，绝不可受到帝国主义思潮的诱惑和修正主义演变的侵蚀，人民政权绝不可变色!

　　当抗美援朝战争随着近年来中美局势变化而被重新请上舞台、并被赋予了浓烈的反美民族主义色彩时，除了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阶级高度，也更加使得早已销声匿迹的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战役、中苏大论战、九评苏共等史迹，显得无比落寞。

　　同样的待遇，我想亦是在文艺战线上被冷落许久的解放战争，在眼望着层出不穷的抗日题材作品连年出炉、甚至是倒人胃口的抗日神剧都屡禁不止时，是一样的感同身受。

　　包括对苏斗争在内的共和国阶级斗争史，困囿于某些现实，讲的太少了。

　　关于苏联的修正主义沦落史，关于中苏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论战，关于新中国以阶级本位为指导思想的外交方针，我们还要多讲、大讲、深讲。

　　当西方帝国主义无法在硬碰硬的军事对抗层面与你较量时，往往就会转变“思路”，从伸出拳头，改为递来橄榄枝，甚至以“共治”为诱饵，谋求利益共享，以图徐徐犯之、侵之、吞之……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举行过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方-81军演”。

　　当时苏军出动了十个以上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近卫坦克军，在前线航空兵 远程航空兵以及国土防空军的伴随下，进行了大纵深装甲合成突击战术的演练。

　　那场军演，苏军出动的总兵力超过五十万人，可谓铁流滚滚，声势骇人。

　　当时的西欧诸雄在颤抖，美国媒体也在隐忧，可是真正聪明的、藏在深宫处的那一小撮美国大佬却在暗笑。

　　从“81军演”，几乎就已经能够预见苏联的悲剧和美国的胜利了。

　　因为这支看似庞大且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军队——已经完全没有一丁点苏维埃人民军队的模样。

　　美国人从来不畏惧你的钢铁洪流，美国人真正畏惧的是你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你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

　　务必要记住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的那句精辟点明：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以及《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那段令人深省的话：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