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这个称谓，对于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已经一点也不陌生了。在许多场合，每当出现贪官污吏胡作非为还仗势欺人的事情，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这个词。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这个概念去观察社会问题，官场风气和政治生态，做出自己的判断。

　　然而，在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时，却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引起了全党，特别是党的高层的极大震撼。可以说，当时党的最高层中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更谈不上理解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背后深层次的思考。

　　事情发生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众官员对于如何判定四清运动的性质和运动所要解决的矛盾意见不一，众说纷纭。有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有的说，是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当时四清运动挂帅的刘少奇也觉得难以界定，称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这些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他力排众议，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毛泽东认为，早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明确“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他在发动四清运动时也一再强调“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可是现在党的领导层内竟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思想混乱，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但他的观点却并未得到刘少奇与参会者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以一种罕见的言辞激烈的态度，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不妥协的立场。当刘少奇向他检讨自己对领袖不够尊重时，他回答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公开分歧令到会者大为震撼，而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观点。之所以使到会的高官如此震惊，是因为：第一，矛头的指向是“当权”的，说白了，就是各级掌握权力的官员;只要是掌权的，都要接受群众运动的审查与检验，以鉴别他们用所掌握的权力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这样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派”，联系到毛泽东所说的“党内有派”，“特殊阶层”，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官员不是个别人，因而也不是处决一两个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官就能解决的，毛泽东要铲除的是一个占据权力机构而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阶层及其生长土壤。

　　毛泽东在会议上反复阐述他的这个观点：“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当所有参会者都意识到，每一个掌权者都必须接受这样的检验，自己也不例外时，会场陷入了一片沉默。刘少奇说出了大多数与会者心中的的疑惑：“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他显然是不赞同毛泽东的观点的，所以向毛泽东反问：“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想到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参见《领导文萃》1999年2月：“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

　　张霖之是谁?是时任煤炭部的部长。

　　张霖之成了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派概念的第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毛泽东的脱口而出可以想见，这个走资派的标志性人物早就很深地刻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了。

　　据查，张霖之是1929年入党的老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第11纵队政治委员、第2野战军第5兵团副政治委员等职;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等职;1957年9月起，任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应该说，张霖之在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和解放后的建设中都做出了贡献。在他任职于煤炭部的十年期间，中国的煤炭产量由世界第十三位跃居到世界第三位，这也是事实。

　　就张霖之与毛泽东的交往来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对张霖之的工作予以肯定;解放后，毛泽东与他有好几次在高层小范围重要会议上会见过。

　　为什么这样一个老革命会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一个“走资派”的形象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源自群众来信。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来信，把它作为了解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情况的重要途径，为此特别设置了接收群众来信的专门小组。一些群众反映急难愁盼问题的意见，汇总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往往连夜阅看，第二天就批示下来。凡是这一类信件，如果信访工作人员拖延不报，就会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据当时担任信访组组长的戚本禹所说，群众给煤炭部的来信来访很多，反映当时煤炭部下面的很多煤矿出现瓦斯爆炸、漏水、塌方以致人员伤亡的严重情况，煤炭部没有人处理，群众就把问题反映到毛主席这里来了。毛主席看后，立即批示张霖之想办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没有设备就进口设备，设备不到位，宁可停产，减少出煤量，也不能死人。可是，煤炭部对煤矿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尽管毛主席发出多次批示，要求煤炭部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再三强调宁可把危险性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可是矿难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个情况，周总理也很清楚。在毛主席的一再督促下，尽管国家的外汇非常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煤炭部进口安全设备。所以，周总理对张霖之未能很好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也很不满意。

　　矿难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真是惊心动魄。尽管毛泽东一再提醒，可1960年的事故发生率比1959年又高出四分之一。1960年5月9日，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大同矿务局发生了特大煤尘爆炸，死亡人数竟高达682人，死了682人啊!其惨烈之极，在中外采矿史上均属罕见(参见《档案时空》2004年11月：“白洞矿难:中外采矿史上最大的惨案”)。事情当然震动了中央。事故发生的当天，毛主席便听取了汇报，他的悲愤之情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年在安源煤矿搞过工人运动，自己也下过矿井。他亲眼看到过煤矿爆炸后，死难矿工的家属带着孩子呼天喊地，痛哭欲绝的悲惨情景。他对张霖之说：“一個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毛泽东怎么能容忍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新中国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回过头来再看毛泽东在刘少奇问何人是走资派时脱口而出张霖之的名字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在毛泽东的价值天平上，人民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更何况是关系到众多劳动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在毛泽东看来，评判一个领导干部，不管你过去有多少功劳，资格有多老，地位有多高，“政绩”有多漂亮，只要你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你丧失了与劳动人民生死相依的血肉感情，你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这样的官员，掌握着大权，却不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放在心上，就叫做走资派。

　　“走资派”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都是第一次，具有历史性的特殊意义。它直面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提出了防范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注意但长期以来一直未被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人们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看法，认为危险来自外部敌对力量的侵略和攻击，包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或者来自旧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扑与破坏;而毛泽东则提出，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恰恰是来自内部，来自原来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的掌权队伍之中。

　　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委托代表他们利益的共产党掌握政权，由各级共产党干部行使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及等级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如果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处于掌权地位的各级官员就可能发生变化，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逐渐变成高高在上治理人民的官员，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被他们革命时所打倒的旧官僚一样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问题。这样的新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就会形成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根本对立的的特权阶层。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再一次清晰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也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对各级权力机构实行有效监督的大众民主。

　　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但他关于走资派的论点已经在中国人民中深深扎根，成为人们观察和判析社会政治动态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当苏联与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个接一个发生剧变时，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更有人断言中国也将步苏联亡党亡国的后尘，可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变局却十分淡定，不为所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民早就知道毛泽东对苏共蜕化变质后会亡党亡国的预言;因为他们知道，那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共中的走资派篡夺了政权。所以，尽管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看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区别，在许多国家的群众游行队伍中，举起了毛泽东的旗帜。

　　在中国，也曾有些有头有脸甚至有权势的人利用他们暂时掌控的舆论界，学术界的发言权，刮起一股诋毁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黑风，妄图扭转毛主席给新中国指引的方向。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论很快就遭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反击怒潮，使他们陷入了名声扫地的窘境。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在思想上建立起对走资派的识别能力和高度警惕，足以看透这类蛊惑人心的话术及其背后的用心。这样的人民群众，是挡在一切企图改旗易帜走邪路的人前面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尽管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党内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大老虎(人们并不惊讶，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贪官就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走资派)，但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人民就仍然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初心抱有信心，就仍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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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像张霖之这样的老干部，毛主席并不主张因为他们犯了走资派错误就一棍子打倒。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并没有对张进行组织处理，他仍旧担任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在群众运动中遭到武斗，并非毛泽东的本意。1975年毛主席还健在时，就发出了《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正如毛主席一再说明的，“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这样的人，“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使他逐步清醒”。可见，毛主席对这些干部的态度是：重在教育，让他们在群众运动的批判中醒悟过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