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世福报还是地上天国：中国人民的革命宗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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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并不只有地主阶级的宗教，也有很多农民阶级的宗教。在“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中，农民的宗教被统治阶级蔑称为“邪教”、“魔教”，信徒也被污蔑为“乱匪”、“魔众”。作为农民武装斗争武器的宗教，不应当被历史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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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立案调查。据报道称，释永信涉嫌挪用侵占寺院资产，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中国佛教协会也宣布取消释永信的戒牒，意味着释永信已经被佛教开除了僧籍。

　　宗教界的丑闻，实际上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是一定时代经济基础的反映。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对人民的毒害，从这句话中可见一斑。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单纯地痛斥宗教的毒害性，同时也说明：正是因为人民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与不公，才使得人民去宗教之中寻求精神慰藉。

　　中国的宗教就很能反映这一意义。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认为一个人在现世的贫富贵贱，是由他前世的表现来决定的，要求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求取来世的福报，或者死后升入一个完美的天国。这实际上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提供了一个借口。按照这种解释，劳动人民在现世受到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前世作孽，所以必须忍辱负重，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阶级的奴役和压迫。

　　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它告诉人民现实的苦难并非来自前世的罪孽，而是来自帝王将相们的压迫。于是它号召人民：丢掉幻想，拿起武器，奔向现世的地上天国。这种宗教不是地主阶级的宗教，而是农民的宗教。

　　一、 陈胜、吴广起义的神秘主义

　　在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就利用神秘手段，为起义营造舆论。《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用丹砂在绸子上写“陈胜王”，放在别人所捕的鱼的肚子里。士兵们买鱼回来烹食，发现鱼肚子里面的帛书，本来已经对这事感到奇怪了。陈胜又暗地里派吴广到驻地旁边丛林里的神庙中，在夜间用竹笼罩着火，模仿狐狸嗥叫的声音，大喊：“大楚兴，陈胜王!”士兵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受到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鼓动，于是揭竿而起，揭开了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起义的大幕。

　　“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鼓动人民立刻拿起武器，加入推翻暴秦的革命行动中。只要人民拿起武器，大楚马上就会兴复，陈胜即将称王，而暴秦也即将灭亡。

　　二、 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陈胜、吴广起义所采用的这些舆论手段，还不算是真正的宗教，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中宦官外戚轮流夺取政权，政治腐败黑暗，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河北人张角自称得到仙人传书，创立“太平道”。他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10余年间，张角的信徒达10万，遍布全国。张角将天下信徒分为三十六方，每个方都安排了将领，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作为记号。然后他高呼“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自称“天公将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以宗教为外衣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张角在传播他的“太平道”时，就号召农民抛弃对地主和来世的幻想，在现世就建立地上的天国，使农民安居乐业，永不再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太平道”无疑是农民阶级的宗教，它以农民的“黄天”取代地主的“苍天”，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精神。

　　在黄巾起义稍晚一些的时候，汉中地区出现了名为“五斗米道”的宗教，它宣扬捐五斗米即可入教，受到了中下层农民的欢迎，因而迅速发展，教徒达到数十万之多。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五斗米道领袖张鲁与另一领袖张修联合，利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率领民众攻占汉中，杀死太守，消灭了当地的豪族武装，建立起以汉中为中心，包括今陕西南部、四川北部广大地区在内的农民政权。张鲁在汉中地区设立义仓，免费发放粮食，救死扶伤，教化百姓，建立了农民的一方乐土，因而周围的很多民众前来投奔他。张鲁的“五斗米道”也反对幻想来世的福报，主张农民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从而建立地上天国。

　　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在建立“地上天国”的方式上分别类似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这两个道教教派虽然都具有局限性，但无疑都是属于农民阶级的宗教。

　　张角、张鲁的起义最终失败了，天下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但道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思想很快在社会上盛行起来，道教不仅没有没落，反而在阉割了革命精神之后，逐渐进入到统治阶级之中，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风行。到了东晋末年，社会上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也纷争不断，农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三、 东晋末年的五斗米道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司马元显下令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结果引起骚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卢循在江浙一带传教，很快便得到了广大贫苦百姓的认可，几个月间信徒便数以十万计。孙恩于是聚集信徒，宣告晋朝即将灭亡，号召农民拿起武器，建立“长生”的天国。孙恩率领起义军在江东攻城略地，很快就拿下了江东八郡中的大部分区域。孙恩死后，起义军余部在其妹夫卢循的带领下转战广东一带，并挥师北上，一度打倒了当时刘宋王朝(此时东晋已被刘宋取代)的首都建康附近。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搅动了南方十二年之久，沉重的打击了南方的士族门阀。虽然当时的“五斗米道”已经被统治阶级加以改造，起义军的领袖孙恩、卢循也是南下的北方没落士族，但是他们的阶级出身和个人意志无法否定这次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起义的性质，这一时期的“五斗米道”也无疑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压迫的鲜明旗帜，是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舆论武器。

　　四、 道教在隋唐时期的嬗变

　　南北朝以后，隋朝、唐朝都发生过以宗教为武器，追求地上天国的农民起义，如陈硕贞起义等，这些起义无一例外，反映出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精神。但它们相对来说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而且道教在这一时期进一步上层化，特别是唐朝将道教立为国教，加速了道教地主阶级化的进程，农民逐渐不再使用道教作为斗争武器，而佛教与道教的命运也大体相同。到了北宋末年，饱受压迫的农民再一次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其中在《水浒》中被人们熟知的方腊起义，也是一场以宗教为武器的农民起义。

　　五、 方腊起义与摩尼教

　　北宋末年，政治腐败不堪。宋徽宗赵佶即位后，为筹岁贡大增百姓赋税。他荒废政事，重用蔡京、朱勔等人。蔡京等人把持朝政，搜刮民财、强占民田、卖官鬻爵，致使民怨沸腾。崇宁四年(1105 年)，宋徽宗又以“花石纲”为名，搜刮奇花异木、美石，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佣工出身的浙江人方腊因不满“花石纲”摊派，率领摩尼教信众，以诛杀朱勔为名发动起义。附近的农民闻风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上万人。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初，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建立农民政权。

　　方腊的摩尼教被宋朝官方称为“吃菜事魔教”，其核心教义是“二宗三际"。“二宗”指的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斗争，“三际”则指斗争中的三个阶段，并且认为光明一定战胜黑暗，因此，摩尼教要求每个教徒都要站在光明一面，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教徒拜日月、吃素食，提倡节俭，而且主张入教者不分贵贱，互帮互助，彼此平等。而方腊在起义时，自称得到了上天的“符牒”，宣称现在正是光明战胜黑暗的时刻，鼓动农民拿起武器，为现世的“光明”而战。方腊的摩尼教，也与太平道、五斗米道相同，都是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舆论武器，同样要求抛弃幻想，立刻斗争。

　　方腊起义最终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但在方腊起义被镇压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朝统治者慌忙逃亡南方建立南宋。到南宋后期，一种名为“白莲教”的宗教又一次在广大的贫苦农民中传播起来。

　　六、 红巾起义与白莲教

　　经过长期的流传和演变，到了元朝末年，白莲教出现了一支名为弥勒教的教派。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决堤，沿河州郡都遭受了水灾以及其后的各种灾害。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河工挨饿受冻，引起群情激奋。到这年年底元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这时，北方弥勒教的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决定趁机发动武装起义。于是他们一面在信徒和民众中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另一面又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河道上。独眼石人被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此后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韩山童、刘福通于是宣布起义，誓言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由于起义军都头裹红巾，所以被称为“红巾军”。这样，元朝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红巾起义开始了。

　　白莲教的核心教义与方腊起义的摩尼教类似，信奉“二宗三际”，认为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白莲教还认为，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建立一个幸福的世界，那时人们就可以安居乐业。因此，韩山童等人鼓吹“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就是在鼓动农民不要迷恋“来世”，而要立刻拿起武器，建立一个新的光明的幸福世界。白莲教不仅仅是红巾起义的重要舆论武器和组织武器，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如明朝万历年间的徐鸿儒起义等。特别是清朝嘉庆年间，陕西、河南和湖北地区的白莲教徒发动了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白莲教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地域之广，令清政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镇压，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七、 太平天国与拜上帝会

　　白莲教起义是清王朝衰落的转折点，而随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彻底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特别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于是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是广东人，多次参加科举，但全都落榜。1844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广东基督教牧师梁发的《劝世良言》中吸取了一些基督教教义，自行洗礼成为基督教徒。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于是在广西一带传播教义，成立拜上帝会。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聚集信徒，自立为王，号“太平天国”，发起了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在极盛时期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兵锋直指直隶京师。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更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

　　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自号“天王”，尊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他撰写的理论纲领文件《原道觉世训》把社会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势力。把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概括为正与邪、神与妖的对立。洪秀全说革命势力的代表是“皇上帝”，反动势力的代表是“阎罗妖”，并指出封建帝王就是“阎罗妖”，“号召群众站在“皇上帝”一边，反对“阎罗妖”。与此同时，洪秀全摒弃了基督教中人死后根据功德升入天堂或地狱的教义，而是主张，在消灭满清“阎罗妖”之后，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为武器，摒弃“来世”的幻想，组织和动员人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也是农民阶级的宗教。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并不只有地主阶级的宗教，也有很多农民阶级的宗教。无一例外，在“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中，这些农民的宗教都被统治阶级蔑称为“邪教”、“魔教”，信徒也被污蔑为“乱匪”、“魔众”。这些农民之所以信仰这些宗教，尊崇宗教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受到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得已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都是阶级斗争”(《德国农民战争》)。

　　作为农民武装斗争武器的宗教，不应当被历史所遗忘。中国宗教的历史，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史;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宗教同人民革命斗争的宗教，反映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历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不是靠天国，而是靠人间生活”。一个宗教到底依靠人间的哪个阶级，就决定着这个宗教的性质是革命还是反动。一切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都顺应着这条铁的规律。

　　一百多年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号召工人农民武装暴动，经过艰苦卓绝地斗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如历史上那些农民的宗教一样，成为了中国人民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换句话说，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人民，而是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土地革命和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没收了大量寺社的土地，大量曾经作为地主阶级及其附庸的和尚、道士、阿訇、神父、修士等也逐渐被改造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特别是“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经济基础。本着宗教和民族分开、宗教和行政分开、宗教和教育分开、党内外分开等原则，在彻底改变旧宗教的封建经济基础和压迫制度的同时，也充分保护群众的信仰自由，而主张无神论的党不能越俎代疱，“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从而创造了宗教逐步被群众抛弃乃至最终消亡的土壤。

　　但在市场经济下，宗教改革的方向再一次逆转。1981年，本来已经被遣散还俗的少林寺僧众，重新点起了少室山上的香火。原本已经自食其力的和尚，又一次成为寄生在人民头上的食利阶层。释永信作为其中的一员，作为“头目”，他的“塌房”自然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回顾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们应当明白，只有消灭剥削和压迫，才能使宗教消亡。而如何才能消灭剥削和压迫呢?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只有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和压迫，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