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征|“皇汉”辨析

　　01

　　“皇汉”一词，本是一个王朝雅号，其源头可追溯至两千余年前的汉代。

　　东汉班固在《西都赋》中以“皇汉”称颂大汉王朝，“皇”取盛大、光明、尊崇之意，“皇汉”即“伟大辉煌的汉朝”，是对大一统王朝的赞美之辞，并不存在任何族群对立、血统排他的内涵。

　　在古代文献中，“皇汉”与“皇唐”“皇宋”同类，仅是王朝尊称，是文化层面的正统表达，与后世所谓族群主义毫无关联。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皇汉”的语义发生第一次转向。

　　清末革命浪潮中，邹容所著《革命军》以“皇汉民族”为核心号召，响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凭借激进的文字和鲜明的种族动员色彩，迅速成为反清革命的精神旗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借用“皇汉民族”这一话语体系，推动其成为早期旧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元素。

　　不可否认，这一口号在推翻封建帝制、凝聚革命力量的过程中，发挥了阶段性的动员作用，打破了清廷的思想禁锢，推动了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但与此同时，这一口号也暴露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性：他们简单将清王朝与“异族统治”划等号，把反清革命单纯定义为“种族革命”，将斗争矛头局限于满汉种族对立，未能从反封建专制、反帝国主义压迫的根本角度立论，忽视了封建地主阶级与专制制度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也割裂了我国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漫长历史。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国家建构需求，革命派的民族主张逐步修正，从“驱除鞑虏”的狭隘反满倾向，转向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的整合性构想，试图摆脱单纯种族思维，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完成了民族话语的初步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立足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彻底摒弃了“皇汉”这一带有狭隘种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党和政府的所有正式文件、政策法规、理论宣讲、官方媒体报道中，从未使用过“皇汉”一词。

　　然而，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皇汉”在彻底脱离历史本义，被重新解构与定义后再次出现，它不再是王朝荣耀的象征，也不再是革命救亡的旗帜，转而成为部分群体标榜汉文化至上、宣扬单一族群优先的标签。

　　这一词汇在传播中不断异化，剥离了文化内核，注入了排他性、对立性与极端化的情绪，从一个中性的历史词汇，沦为网络极端思潮的标识，完成了从文化符号到身份标签的扭曲蜕变。

　　02‍

　　现代语境下的“皇汉”思潮，看似以弘扬汉文化、传承传统为旗号，实则是典型的身份政治，其本质是用单一族群身份割裂历史、撕裂共同体，背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现实国情。

　　从历史来看，中国自秦统一便奠定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从来不是单一民族国家。

　　两千多年来，各民族迁徙融合、交流互鉴，共同开拓疆域、创造文明。汉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汉文化的繁荣，也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滋养，所谓“纯汉族”“纯汉文化”，本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伪命题。

　　皇汉思潮刻意淡化民族融合史，夸大族群差异，本质是用狭隘的族群史观，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从现实来讲，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共同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

　　皇汉思潮宣扬汉民族至上，贬低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贡献，制造族群对立，破坏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公共利益背道而驰。其所谓“文化复兴”，并非真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借文化之名，行身份对立之实，将文化认同异化为族群排他的工具。

　　皇汉一词的演变，折射出历史符号被异化、文化认同被扭曲的过程。

　　究其本质，皇汉思潮是身份政治在网络空间的畸形投射。它回避社会发展的真实问题，将个体情绪、认知偏差转嫁为族群矛盾，用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制造对立，极易演变成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

　　唯有摒弃族群对立，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尊重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与现实，才能真正守护中华文化根脉，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