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史料”不可采信

　　在《毛泽东年谱》第6卷(2013年12月第一版)上有这样一条记载：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

　　页面下方给出〔1〕的注解内容：

　　—— 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注解中的内容虽然说转引自叶剑英的讲话，但又说是“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的一种说法，并且申明“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第二，注解中内容的倾向与正文不同，甚至可以说相反：正文中说“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注解中却说“只有天知道”，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绪和态度。这样重要的史实，岂能如此含混其词?

　　查知网，看到韩钢写的[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一文，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韩钢于1985年至2001年任职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1年转入中共中央党校任教，2008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钢在这篇文章里详细考查了与毛泽东这段讲话有关的资料和线索。

　　根据韩钢的考查，确实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据韩钢查到确切的信息来源，是叶剑英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他告诉与会者：“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毛泽东年谱》中有关条文正文的内容，而不是注解中那种说法。

　　对于这个版本的内容，有两位亲历者提供了佐证。一位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对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吴旭君反问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另一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记得1973年毛泽东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这样的话。时间不同，可能是回忆者记忆有误，也可能是毛泽东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自己正在做的第二件大事看得很重，这与公开资料中他的讲话精神相符。据《毛泽东年谱》，在1973年的5月25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问题，针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驳，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个伟大胜利”。

　　第二个版本即年谱注解里给出的话。这个版本尽管流传甚广，却始终找不到确切来源，韩钢说是“来源无从查考”。然而，事实上，这个版本早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就已在高级干部中传抄。例如，于光远就在自己那年的笔记本里抄有此版。76年与于光远同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职的胡绳也说：“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即这个版本的内容。韩钢从民间搜集到与此版本类似的有十几种，多是手写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种文本的文字、标点都不尽相同，但内容、意思基本一致。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1975年6月15日成立，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参谋与写作机构。由胡乔木任主任，成员包括胡绳、于光远等多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

　　所有第二版本的传抄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声称毛泽东这段话是在1976年讲的，但互相并不一致，有说76年6月，有说76年1月，具体日子也各异。

　　正是这个时间，最经不起考证。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自九一三事件后就急转直下，1976年更是恶化。据张玉凤回忆：1975年后，毛泽东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句声音，但头脑始终清楚。由于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还能听懂一些。每当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获得他点头才能认可。但到了毛泽东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毛泽东的语言障碍越来越严重，就只好用笔写出所思所想。与此相关，毛泽东1975年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后，因为身体原因就再也没有主持过任何会议，也很少与其他领导成员进行工作谈话。正因为这样，原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在75年10月10日后就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到毛主席去世，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讲话如果涉及到具体人名地名、成语典故、政治历史事件等词语，张玉凤理解有困难，就得叫毛远新听。毛泽东讲完一段，毛远新把他的话向他重复一遍，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点头认可后才能确定。因此，凡是毛泽东有比较重要的事要说，都有毛远新在场，以便准确理解毛主席的意思，并按毛主席的要求向政治局转达。

　　从时间段来看，毛泽东如果是在76年讲的这段话，因涉及到重要的政治内容，而且要传达到叶剑英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必然要经过毛远新这个联络员之手。可是，毛远新出面澄清，他从75年11月直到毛泽东逝世担任联络员期间，从来没有听到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毛远新写了题为[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的文章，刊载在2024年6月20日《红歌会网》上，对此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什么“盖棺定论”、“血雨腥风”等等词语，按当时主席的语言状况看，肯定没有人能听懂;如果要手写出来，一百多字的谈话，主席在便笺纸上至少要写十来页。这绝对是没有的事。至于说76年的6月主席说这段话，更是绝无可能，因为6月初毛泽东突发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身体状况更差了，卧床不起，吃饭、饮水、服药都要靠人喂，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呛着咳嗽不止;不仅语言障碍极其严重，而且连写字也因手抖得厉害而十分困难，即便写出几个单词，也难以辨认。

　　毛远新说，在6月底，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只能用手势表达意思。毛远新猜出主席的意思是“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主席点头认可，毛远新这才向那四人传达。这就是《毛泽东年谱》中所记载的发生在76年6月的那次华、王、张、汪四人见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作为全程在场的见证人，毛远新的明确说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在那天讲这些话的可能性。毛远新说，那是主席临终前，最后一次对他亲自指定的中央主要领导集体，当面正式提出的指示和要求。

　　第二个版本的另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毛泽东这个讲话的谈话对象。第二个版本的传抄稿所涉及的谈话对象并不一致，差别很大，但都称华国锋在场。可是，华国锋却坚称没有听到过毛泽东跟他说这个话。

　　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2014年8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的文章[探寻毛泽东“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的真相]，1993年12月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专题片《毛泽东》，讲到了这段话，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当时，正好李海文去看望华国锋，坐在与华国锋旁边靠近的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一边闲谈。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令李海文印象深刻。李海文是这么写的：

　　——突然，他郑重其事地称呼我“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格外地严肃和郑重。他说:“电视里讲的是错的。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

　　显然，华国锋持这样的严肃而郑重的态度，就是要澄清这件事，他对这份说明负完全责任。于是李海文在得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涉及此事时，为了不再以讹传讹，特地向正在主持编写工作的熊华源讲了这件事。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向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询问此事，曹万贵的回答十分肯定，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讲过此事。

　　从上述讨论可知，所谓毛泽东在1976年说的那段传抄稿是一种讹传，不可信。1976年，是中国政坛风云突变的年代，社会上各种传言很多，小道消息盛行。比如人们传说过的周总理临终遗言，后来证明就是流传甚广的谣言。流言编造者往往模仿领导人的口气和讲话风格，又掺杂一些真话，搞得真真假假，难辨真伪。那些关于毛泽东这段讲话的传抄稿应该就是这样的产物。

　　掺杂在这个传抄稿中的几句可能的真话，应该是第一版的内容，但也不是76年对华国锋等人讲的。这几句话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张玉凤的佐证，同时也符合毛泽东晚年一系列讲话贯穿始终的精神。

　　那么，有一个问题自然回避不了：既然有人已经提出质疑，而且，华国锋已经明确辟谣，为什么《毛泽东年谱》出版时还是把第二个版本传抄稿的内容刊载上去呢?尽管是作为注解附上的，而且也申明“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但这样做并不能“免责”，因为此举仍然为以讹传讹提供了渠道。鉴于出版单位即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权威性，其负面影响不能低估。事实上，近年来仍然有大量文章引用这个不靠谱的传抄稿，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年谱》的这个内容作为依托。

　　据胡绳1993年一次讲话披露：“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建议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看来，年谱之所以不合情理地把明显不实的信息写在书上，很可能与胡乔木的特殊地位和坚持意见的态度相关。胡乔木是改革开放起始年代掌控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人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者，被称为邓小平的笔杆子。胡乔木竭力想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究竟是为了什么?莫非是想跟当时的政治气氛相协调，还是与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做结论相配合?

　　可是，史实就是史实，不容许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篡改歪曲历史事实。这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要读一读毛主席在临终前一年期间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他对自己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许他有担忧，有焦虑，或许也有对战友的不理解态度的痛心，但绝不动摇自己始终如一的信念。如果有人以自己之心，去揣测伟人的心思，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是绝对不能作为史实来看待的。

　　毛远新在他那篇文章里讲到，他在运动初期也是不理解的，毛主席给他袒露了为什么要搞那个运动的原因。这里照录几段：

　　——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过是我们党替代国民党，领导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实现了我们党的初级纲领，没什么了不得的。而土地改革，不过是由少数地主占有大块土地的私有制，变成了多数农民分别占有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历史的经验，用不了多久，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又会变成被少数人剥削压迫的对象。率先完成土改任务的山西、东北等老根据地，已经向中央报告出现了这类问题。为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改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党从建党那天起就立下的奋斗目标。

　　——早在二十年代，蒋委员长就说过，社会主义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如果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不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了，那国共两党争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烈士，也不过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只是换一拨人当权，换汤不换药，最后还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多数人。那样的话，还是蒋委员长说对了，也屠杀对了，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完全错误的。国共两党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任何阶级的政党上台，都是要发展生产力的。两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为中国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还是为少数有钱有势的人谋利益。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我们一些老同志，总喜欢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民主革命时期，自己立过什么功劳挂在嘴边，而不讲讲，自称信仰马列，宣誓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又立过什么功劳?客观现实是，党内一部分人官越作越大，特权越来越多还不满足，甚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遇到点困难和挫折，就想否定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倒退回去。他们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进行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任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党内一小部分领导人会蜕化变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渗透和鼓动下，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那时，你那些功劳迟早都将被人当作罪行进行清算的。

　　凡不抱偏见的人，都能从这些话读懂毛主席的初心。他为此经历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奋斗一生，难道能相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动摇自己的初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