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参观“韩国战争纪念馆”手记：历史的尴尬源于政治的紊乱

　　在首尔特地去参观了一下著名的韩国战争纪念馆，卢泰愚执政时期修建，历时整整四年完工，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争主题藏馆之一。

　　有一说一，这座带有博物馆性质的纪念馆仅从建筑设计、结构设置、视听搭建等角度，确实无愧顶级之誉，是90年代韩国官方在1987年宪法新增“继承以3·1运动建立起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统和抗拒不义的4·19理念”的基础上，开始精心构建自己的国族史观与历史叙事的重大实物依托。

　　同时，也得益于彼时经济持续二十多年的高增长，首尔(汉城)对此主题工程投入巨资，藏馆建筑整体用料扎实，恢宏斐然。

　　从游客的角度，这座纪念馆确实非常值得一逛。

　　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如果要在辖区内打造或翻新历史纪念馆，除了考察国内的很多著名大馆，韩国这座也值得一考。

　　而如果抛开游客视角，不得不说，这座以韩国视角为叙述主体、集中展示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以来经历的所有战争的藏馆，其史实抓取乃至史料真实性实在是令人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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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超级巨大的纪念馆，其实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部分：

　　古代史，疯狂控诉中国(大陆中原王朝);

　　近代史，疯狂强调“南韩是半岛正统”。

　　这两个点，都是服务于现下韩国政权的法统倚靠。

　　今天韩国官方在外交层面对于中国、朝鲜、日本的态度，均由此史观一脉相承乃至夯实外溢。

　　就以馆内高句丽相关展厅的论述为例，韩国人通过面积夸张的地图绘制以及相关文字介绍，将古高句丽塑造为一个与大陆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庞大帝国，甚至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延伸为“泛高句丽帝国”概念，其地图疆域之广让人咋舌。

　　这种将现代观念强加于古代历史的做法，严重扭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古代东亚，以大陆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是长达两千年的国际关系基本框架。高句丽自始至终都在这个体系内活动，其“地方政权”和“藩属国”的属性，有大量不容辩驳的史实作为支撑。

　　从汉代开始，高句丽的统治者就持续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以此获得统治的合法性——高句丽首领最初接受汉朝的官职，后被承认为“王”，这本身就是纳入中原王朝管理体系的标志。

　　在魏晋南北朝，高句丽为了自身利益，同时向南北朝的多个政权称臣朝贡，接受册封。它既接受北魏的“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等封号，也接受南朝宋、齐、梁的封号。这种“多向朝贡”恰恰证明了它承认并利用当时以中原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隋唐时期更不必说，即使在高句丽国力最强盛、与隋唐发生激烈战争的时期，这种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也从未中断。高句丽的国王即位，按例都会派遣使者到中原请求册封，而中原王朝也会按例予以承认。如唐太宗在谴责高句丽的诏书中，仍称其为“辽东藩臣”，指责其“君臣之道，亏于宾礼”，战争的法理依据是“问罪”而非“灭国”。《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在灭亡高句丽后，认为高句丽百姓是其子民，这也反映了中原王朝视其为版图内需加以治理的臣民。

　　而韩国这座纪念馆内的“主权叙事”刻意运用“独立”、“反侵略”等现代国际关系词汇，将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关系，偷换成了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间关系。

　　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切断高句丽与中国历史的内在联系，将半岛塑造为独立的“朝鲜民族”以及抵抗“中华帝国”的所谓“先驱”，从而为现代韩国的民族自尊心提供历史养料。

　　更何况，韩国官方采纳并宣传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的“朱蒙神话”，本就存在争议。

　　这一说法源自于12世纪由金富轼编纂的史书《三国史记》 。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扶余王子朱蒙因遭迫害，南下逃亡，于卒本川地区建立了高句丽。

　　这一充满神话色彩的建国故事，在韩国却被官方当作信史，广泛写入教科书，并在首尔这座纪念馆中作为历史事实进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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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的感觉是，韩国人似乎想要通过确立一个比汉武帝设立汉四郡(公元前108年)更晚但仍然足够古老的建国年份，并将创始人描绘成具有神圣血统的英雄人物，旨在塑造一个“自始就独立于大陆中原王朝影响之外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民族国家之源头”。

　　这就满足了现代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构建一个“悠久、独立、强大”的古代史的急切心理需求。

　　这部分古代史展览真的相当“丰富”，展厅一个接一个，一直延续到大陆的晚清时代，属实目不暇接看花了眼呐。

　　而构建一个“悠久、独立、强大”的半岛古代史，这是现代韩国国族叙事的第一步，即“先让半岛独立起来，脱离中国”。

　　然后，就是重头戏的第二步了：构造近代史中“只有南韩能够代表半岛”的韩国视角里的近现代东亚史观。

　　看吧，一步搭着一步，一环扣着一环。

　　从三一运动到避居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从独立军的艰苦斗争到半岛迎来光复，韩国将自己塑造为抗日战争的半岛救世主、朝鲜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绝对核心……

　　这座纪念馆里，只字不提金日成以及他率领的朝鲜族抗日分队，更是只字不提中国共产党的东北抗日联军——这些，才是整个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抗战的肱股力量。

　　1940年2月23日，护卫杨靖宇到最后一刻的，正是金日成派给他的传令兵李东华，他和杨靖宇一同阵亡，用鲜血捍卫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大地。

　　1939年5月，金日成率抗联部队入朝，深入青峰、枕峰、茂山、新四洞等地，并在大红丹一带成功歼灭日寇讨伐队一部。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再遭严重损失，残部开始陆续退入苏联，金日成所率第一路军警卫旅约百余人也随后进入苏联。

　　其时，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除金日成部余部(朝鲜族人为主，大多数成为后来的朝鲜开国元勋)和少部分投敌外，全部牺牲;第一路军高级领导除了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金日成，和第二军独立旅旅长伊俊山(满族)活了下来，其他同样全都壮烈殉国。

　　金日成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用细腻的笔触，娓娓记述了当年在深山老林里的抗联的战斗岁月，其中就包括他和杨靖宇将军的友谊。

　　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静静地回顾在白头山冰天雪地上驰骋的情形，回忆未能和我一起回到祖国的许多战友的音容笑貌，回忆许多救我脱离了危险的恩人，回忆我小时候的种种往事，也预想我们将要重建的新国家的未来。

　　金日成的回忆录让人从零距离看到了早年的共产主义者思想和战斗的足迹：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只有和平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金日成还曾回忆说：

　　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人值千金，眼值八百。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

　　除了杨靖宇，金日成与其他抗联将领也建立了十分感人的友谊，比如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第二军政委魏拯民。

　　1936年10月，魏拯民率部在长白与金日成会师，身患胃病的魏拯民在艰苦斗争中身体消瘦，金日成看到后十分放心不下，他指示部下要克服一切困难为魏拯民建造密营、购买药品和改善营养。

　　1937年春节临近，魏拯民准备把金日成请来一起欢度春节。他指示战士用罐头盒子做成土压面机制出冷面，招待金日成等朝鲜同志。后来魏拯民听说金日成在一次雪地行军中冻伤了脚，又十分惦念，挤出时间亲自看望金日成。

　　除了魏拯民，还有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他对金日成刚毅的革命意志、超人的指挥才能、谨慎周密的工作作风亦是十分敬慕，金日成对王德泰的高尚的国际主义思想、优秀的指挥才能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同样非常钦佩。

　　王德泰牺牲后，金日成十分悲痛，他悼念说：

　　王德泰同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是朝中人民反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的勇敢斗争精神，将在朝中人民的心目中永垂不朽。

　　此外，抗联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副指挥侯国忠，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第五师政委王润成、四师政委周树东、独立旅政委伊俊山等许多同志，也与金日成以及崔贤、林春秋、朴成哲等许多朝鲜同志，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了真挚的中朝战斗友谊，成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跨越时空而不灭的情意见证。

　　1945年9月，金日成率所部与患难与共十四年的中国同志泪别。

　　分别的时候，金日成泣不成声，在中国战场跟随着中国共产党积累的抗日经验和受到的组织纪律教育，让他在短短十年间快速成长，已然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领袖。

　　这些，难道不才是朝鲜民族抗日历史的真正光辉事迹吗?

　　可是这座恢宏光鲜的韩国战争纪念馆是不会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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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人同时也绝对不会记录的、我走遍了馆内所有抗日主题展厅也没有找到的，便是现代韩国自己层出不穷的“朝奸”历史。

　　某种程度上，现代韩国的诞生本就是一部冗长的朝奸变脸史。

　　典型的，曾坐到韩国总统之位并在韩国政坛形成门阀规模的朴正熙，日本名为高木正雄。

　　1944年，朴正熙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由于在学校中深受日本文化与思想侵染，于是他决定加入日本关东军，成为了一名“朝奸”。

　　朴正熙在日军中虽有心晋升，但由于他没有皇室身份加成，始终混迹在部队的底层。

　　等到日本宣布投降时，朴正熙甚至还非常不满，组织起一些不愿意放弃战争的狂热分子，想方设法地与美军斡旋、谋求所谓“玉亡”。

　　真乃妥妥的“精日”、“精神日本皇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接收和转化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归属财产” (如三星的李秉喆、现代的郑周永、韩华的金钟喜、SK的崔钟贤、韩进的赵重熏)奠定了韩国财阀崛起的第一桶金、培植起大批亲日跨国企业、缔造所谓“汉江奇迹”同时引发波澜壮阔的韩国工人阶级抗争运动的，正是这位朴正熙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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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美国军政厅出于反共和实用主义的考虑，大量在南朝鲜留用日据时期的技术官僚和警察，李承晚政府为巩固统治又与亲日势力形成的政治联盟，直至朴正熙时代“发展主义”压倒“历史清算”的国家战略——韩国日裔资本势力至今尾大不掉、处处与日本右翼势力苟合，以朴正熙为首的民族败类、朝奸一代自然是“功不可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其在朝鲜半岛南部拥有的大量工业设施、企业、土地和房产被美国军政厅接管，这些资产被称为“敌产”或“归属财产”。

　　据统计，这些财产的总价值占据了当时南朝鲜总产业价值的80% ，其中包括了约2576家可运营的日本企业。

　　数量庞大且工业基础雄厚的前殖民地日资遗产，就成了现代韩国经济崛起与政治亲日的历史策源。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后，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打击以金九为代表的独立运动正统派和左翼势力，选择与前殖民地官僚和警察结成政治联盟。

　　李承晚政府(1948-1960)的内阁部长中，高达83%的人被指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担任“特务或合作者” 。

　　到1960年，韩国国家警察部队中仍有约六百名警官曾在日本殖民警察系统服役，其中许多人占据了关键岗位。

　　这些警察在日本殖民地时期以残酷镇压朝鲜民众而臭名昭著，光复后却摇身一变成为大韩民国的治安维护者。

　　这直接导致了韩国军政府警察系统暴力、专制基因的延续。

　　如果说李承晚时代是亲日势力的“复活期”，那么朴正熙时代就是他们的“黄金期”。

　　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其政权合法性先天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将“实现国家现代化”和“让国民吃饱饭”作为其执政的最高目标。

　　这种发展主义至上的国策，为所有能服务于此目标的人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无论其历史背景如何。

　　朴正熙本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产物，他自然不会对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进行清算。相反，他将这些人视为实现其“祖国现代化”宏图大业最宝贵的“人力资本”。

　　懂日语、了解日本企业管理模式、拥有现代技术知识的前殖民地精英，在朴正熙主导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如鱼得水。他们成为了韩国各大国营企业和私人财阀的管理者、高级工程师和核心智囊。

　　在“出口第一”、“增长至上”的口号下，对历史问题的追究被视为阻碍国家发展的杂音。财阀创始人因其对经济的贡献而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其发家史中的不光彩部分被刻意淡化。

　　整个韩国社会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种默契：为了未来的富强，可以暂时遗忘过去的伤痛。

　　这就是“汉江奇迹”背后付出的沉重历史代价。

　　在2007年公布的一份韩国民间机构编纂的“亲日人名辞典”名单中，包含了多达202名与日本殖民统治合作的人物，其中包括曾请求日本吞并朝鲜并获得日本贵族头衔的宋秉畯和在殖民时期担任道知事(相当于省长)的李斗璜，以及韩国著名企业京城纺织(后来的“京纺”)的创始人金性洙家族，以及韩国乐天集团的辛格浩家族(张紫妍事件的头号罪犯)，等等等等。

　　如是历史，在看似热血沸腾、同仇敌忾的“韩国抗日战争史”的数个展厅中，根本不存在哪怕一笔一划一帧一图。

　　推荐阅读：今日韩国依然存在大批朴氏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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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了抗日战争史的一个个展厅，接下来就是步入整个纪念馆最重要、也是投资规模最大、韩国人最用心布置搭建的朝鲜战争展厅。

　　而这一部分历史叙事，从一开始就带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与国族站位，比如这场战争的命名以及展厅的命名：

　　6.25战争、6.25战争展厅。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同志“解放全国”的号召下英勇跨过三八线，向南朝鲜伪军发起进攻——由此，韩国人将这一天作为历史坐标，以“国难”、“创伤”、“反侵略”等概念不断加注政治含量。

　　“6.25”表述所体现的最核心史观，即“北侵论”。通过将战争的起点固定在1950年6月25日，将复杂的历史进程“冻结”在了朝鲜人民军发起进攻的那一瞬间

　　当战争被定义为始于一个具体的所谓“侵略”行为时，发动这一行为的一方——朝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战争的唯一罪魁祸首。

　　这种命名法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指控，旨在反复提醒韩国民众乃至世界人民“是谁挑起了这场战争”。

　　与此同时，人为打造共同的创伤记忆亦是构建民族认同的强大黏合剂。

　　对“6.25”的集体哀悼和对所谓“北方侵略者”的共同憎恨，帮助战后的韩国社会在废墟之上重建了身份认同，并为朴正熙等威权主义军政府以“国家安全”和“重建家园”为名推行高压政策提供了社会皈依心理基础。

　　但是，“6.25叙事”真的符合历史真实吗?

　　二战结束后，美苏双雄三八为界，分别占领南方和北方。但是在苏联已从北方撤军的情况下，美国并没有从南方完全撤军，依然保留驻军。

　　从1949年到1950年上半年，李承晚在各种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反复鼓吹对北作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试图将其政治意愿转化为国家行动。

　　1950年1月26日，美国与南朝鲜签订《共同防卫援助协定》，表示：

　　要进一步增加对韩国的军事物资供应、加强对韩国的军事保障。

　　相比之下，苏联则从来没有给予过金日成同等地位的安全保障。

　　哪怕在毛主席已成功废除蒋介石曾与斯大林签订的卖国条约、成功夺回大连和旅顺(导致苏联失去了远东地区太平洋不冻港和出海口)的情况下，斯大林也没有强行用军事行为在朝鲜半岛开辟新的太平洋出海口。

　　仅1949这一年内，李承晚伪军越境袭击北方就达1836次之多(见《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1961年)。

　　在瓮津半岛、开城、杨口等突出部地区，南朝鲜军频繁对北方控制的村庄和哨所发动“报复性”或“先发制人”的攻击。

　　在这些冲突中，韩军部队曾一度越过三八线，占领北方阵地。

　　这些行动背后，有着李承晚政府的明确授意。

　　一些韩军指挥官公开声称，他们随时准备执行“向北攻击”的命令。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报告中，也多次记录了韩军部队未经授权擅自越境攻击的行为，并对此表示担忧 (见USAMGIK, G-2 Periodic Report, 1949)。

　　而从财政层面也同样得以一窥李承晚的战争狂热。

　　关于1949-1950财年的具体国防开支，不同来源的数据存在一些出入，这可能源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例如是否包含准军事部队开支、是否计入美国援助的物资价值等)，但所有数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国防支出在南方政府总支出中占据了惊人的份额——

　　1949年国防开支243亿韩元，占政府总支出46%;

　　150年国防开支149亿 (国防部) + 115亿 (内务部-警察) = 264亿，占政府总开支约33% 。

　　来源《Modern History OF KOREA》

　　一个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境况下，如此畸形的预算结构清晰地表明，李承晚政府的施政优先序是军事扩张，而非经济重建或社会发展。

　　这种“先军政治”的财政模式，是以牺牲国家长期发展潜力为代价，为“北进”的军事冒险进行赌博式的资源堆积。

　　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李承晚政府还试图通过非财政手段进行社会经济动员。

　　最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9月发起的“爱国献金运动”，特别是为筹款购买飞机的“爱国飞机捐赠运动”。

　　这类通过政治宣传和半强制性的摊派从民间募集资金和物资以支援军队的运动，不仅是物质上的动员，更是一种政治动员，旨在塑造全民支持战争的社会氛围。

　　这种局势下，金日成也做了一些战争的准备——但只要不戴有色眼镜的去看，就会发现北边主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金日成是绝无可能在中国和苏联均没有军事支持意图的情况下，独力以一己之力去进攻美军驻扎并协助防守的南朝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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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整个半岛之内，金日成和劳动党的威望远高于李承晚伪府。

　　从发动战争的主观能动性角度，金日成远远不及李承晚这个战争疯子。

　　几乎可以假设：如果进行半岛公投选举，金日成必将在全朝鲜的大选中获胜。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不同意中国与朝鲜提出的“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要求。

　　民主灯塔这时候又不鼓吹民主了。

　　在这种情势下，1950年时金日成多次呼吁双方通过选举等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而李承晚却明确指出：

　　应该使用武力来实现统一。

　　由于这种对待和平与战争的态度对比过于鲜明，一些美媒都有点看不下去。

　　1950年3月2日，《纽约时报》驻首尔特派记者谢尔贝就曾报道：

　　韩国领导人几乎都在说好战的话。

　　李承晚的另一个动作是当时不断加强对南边民众的镇压。

　　某种意义上说，南边是早早进入了战争状态，贫民和底层士兵“苦李承晚久矣”。

　　李承晚本就长期流亡美国，在南边缺乏群众基础，因此其倒行逆施(特别是频繁暗杀金九、吕运亨等左翼领导人，进一步动摇其根基)，引发南方民众的不满。

　　严格来说，李承晚的权力之路从一开始就与真正的民主选举有所偏离。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后，李承晚成为首任总统。然而他并非由全民直选产生，而是由根据1948年5月10日选举产生的制宪国会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的。

　　这次选举本身就在充满争议的环境下进行，且仅在南方举行——这意味着他的权力最初就缺乏直接的民意授权。

　　不论是当时的金九还是直到今天韩国社会金九的支持者们，都依然拒绝认同李承晚的政权合法性以及“1948叙事”。

　　正如被暗杀的金九生前(1948年4月)所言：

　　任何未经临时政府授权的政权，都是对独立运动的背叛!

　　李承晚政府深知，只有发动对外战争才能够转移内部矛盾，同时确保内部的稳定，亦是保障战争能够不败的要素。

　　为此，他以“反共”为名，对国内所有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特别是1948年颁布的《国家保安法》为政府任意逮捕、监禁甚至处决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48-1949年的“济州四·三事件” 和“丽水-顺天事件”。

　　在济州岛，南朝鲜政府军队和右翼青年团对被怀疑为左翼同情者的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造成数万平民死亡。

　　这些所谓的“平叛”行动，实际上是系统性地消灭南韩社会内部的左翼力量，防止其在未来与北方的战争中成为“第五纵队”。

　　在李承晚统治时期，据估计约有六万名所谓的“共产主义嫌疑分子”被投入监狱。

　　在某些时期，被依据《国家安全法》监禁的人数占到了监狱总人数的50%到80%——这表明该法已成为政治清洗的主要工具。

　　历史学家Jung Byung-joon将李承晚政权这种针对左翼分子的镇压行为称为“猎巫”，并认为这种无差别的暴力清洗可能是促使朝鲜下决心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 。

　　通过这种血腥的内部清洗，李承晚政权妄图在物理上和心理上巩固了其统治，为全面战争创造了一个看似“安全”的后方。

　　然而当时的国际观察者都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南朝鲜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

　　一份引述自1950年3月《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极具代表性，该记者在南方观察后指出：

　　李承晚政府极其不得人心且处境不稳，其统治的维系仅能通过施加‘世界罕见的恐怖’来实现。

　　来源《Greg Parker, The Korean War Intelligence "Failure"》

　　1950年5月，反对李承晚的势力在南边议会选举中获胜，支持他的政党则惨败。

　　6月19日国会议长选举中，李承晚提名的人选遭淘汰，而反对他的申翼熙高票当选。

　　当时，国会里一些反李承晚的议员们已提出要追究李承晚屠杀民众的罪行。

　　可以说，如若没有战争爆发这个特殊情况，李承晚会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败北，甚至坐牢。

　　美国也面临着不利局势：如果李承晚伪府倒台、新政府很有可能应南边民众的要求让美国军队撤出半岛。

　　所以，通过发动战争借此加强国内管制，可以说是美韩这两个流氓政权唯一的出路。

　　相比之下，金日成由于抗日战争期间领导过普天堡战役等事迹，在北方得到普遍拥戴，在南方也不乏支持者。

　　如果李承晚倒台，那么金日成提出的“通过全朝鲜范围的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的构想就会得到实施。

　　在这种形势下，美韩准备发动战争的迹象日益明显。

　　美国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茨，曾就1949年8月发生的数起军事冲突而向华盛顿报告：

　　南朝鲜人急于侵北。

　　1950年5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托姆·康纳利在接见记者时说：

　　许多人相信将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将不断起着酝酿的作用，终于引起一项偶然事件使我们投入战争。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将来某个时候总得要打仗，为什么不现在就打呢?

　　1950年6月9日，南边海军代理参谋总长金永哲正式宣布：

　　海岸警备处于万无一失的战备状态。

　　战争爆发前的6月17日至21日，杜勒斯还秘密视察了三八线，并向南朝鲜国民议会表示：

　　美国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老李包括武力在内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

　　还有一个事实是：美国在战争开始以后便第一时间马上宣布朝鲜为“侵略者”，并全面出兵支持南边，随即又宣布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新中国解放台湾。

　　表面上看，这和新闻媒体在战争第一时间的舆论报道是截然相反的，但实际上二者却证明了同一个道理：美国对于这场战争早有准备，连战争爆发的时间也非常清楚。

　　有一个的常识必须了解：作出战争相关的决策是很耗费时间的——可以回忆一下，即使是911事件，美国决定出兵阿富汗还用了近一个月时间。

　　而以朝鲜战争为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苏联对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等问题也是进行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可美国竟然没有进行任何争论、就在第一时间做出非常细致周密的出兵决策!

　　就南边而言，战争爆发以后的第一时间，李承晚也马上下令处决所有参加过左派组织的人员。

　　后人估计，在战争爆发后李承晚在数小时之内屠杀了数万平民。

　　正是通过大屠杀，战前已经摇摇欲坠的李承晚最终保住了政权，并在几乎要丢掉釜山的情况下等来了麦克阿瑟的增援、等来了举世瞩目、客观上扭转战局的仁川登陆……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正是如其所愿爆发的朝鲜战争，戏剧性地拯救了李承晚摇摇欲坠的政权。

　　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作为南朝鲜战时领袖的地位在美国人的精心操弄下变得“不可或缺”，美军的援助和支持也随之变得空前牢固，国内一切反对声音在“反共卫国”的大旗下被进一步压制。

　　一场本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如公投)终结其政治生命的危机，反而因战争的到来而使其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在战争的炮声响起之前，李承晚已经是一位在国内政治上彻底破产的领导人。

　　这些史实，在偌大的韩国战争纪念馆内完全看不到。

　　展出的，尽数是对朝鲜“侵略”的控诉(当然也包括对中国…这是可以想象到的)。

　　李承晚这个双手沾满韩国人(南朝鲜人)鲜血的刽子手，在这座馆内，在今天韩国的官方叙史中竟然是大英雄……

　　“我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听我的命令，向北进发!”——李承晚

　　跋

　　如很多来过韩国参观旅游的人们所述，这确实是一个异常拧巴的国度。

　　首尔大学法学院李敦熙教授曾经在探讨“韩国建国起源”时认为：

　　韩国同时具备‘1919年精神建国’与‘1948年实体建国’的双重属性。

　　这也是现行韩国高中《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存在的三种典型表述：

　　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于1948年8月15日，但作为民族独立运动象征的临时政府(1919-1945)被视为其法统渊源。

　　正如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在《韩国建国史研究指南》(2022)中所言：

　　理解韩国的建国历程，需要同时聆听1919年首尔塔洞公园的独立宣言声与1948年国会大厦的国歌奏鸣——它们共同谱写了一个民族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双重变奏曲。

　　但是这种兼顾式的“糅杂史观”并不能征服每一位韩国民众，分裂的政治党派与门阀林立的政史现实，加上挥之不去的外部强势力量的殖民干扰，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裂痕的现代国家。

　　他们拒绝承认历史上中华文明的政治辐射，但却无法解释深受中国文化浸润(韩国国史所有古代典籍均是汉字)的现实;他们始终抗拒承认北方红色政权在近代民族解放进程中贡献的中流砥柱作用，但却又放不下对日本殖民历史的仇恨，甚至妄图在慰安妇、战争赔偿等当代外交问题上争夺“东亚反日先锋”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韩国人谋求树立“半岛正统”的心态，本质是美国基于意识形态攻势而强行打造的，即“强势国际话语权”之产物。

　　从民族贡献的角度，朝奸当道的韩国应当被称为“南朝鲜”，而非今时今日朝鲜竟然被倒反天罡得称为“北韩”(North Korea)——但是这一切又反过来成为韩国人“借坡下驴”铸造国族自尊的抓手。

　　所以，他们难以解释历史。

　　总是在需要进行抓取时，遇上自己意图回避的;又总是在妄想回避时，遭遇了自己深深渴望的……

　　一切历史的叙事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要。

　　因而，一切历史的尴尬亦是发轫于现代政治的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