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城市的零工——马驹桥等地的零工市场调查 | 马桥报告之二

      几个青年朋友多年来在马桥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投了个稿，大家或许能从阅读中发现马驹桥这些年来的变化。如果读者能产生些在更广阔天地里做些调查研究的想法，这几篇报告也就物有所值了。本文是2022年报告之一。

　　文 | 发言团

　　马驹桥这些好像年火了，成了各类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首都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工友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景成了光怪陆离的影像，零工市场成了异质生活的象征。

　　工友们看他们倒也见怪不怪了。采访要收钱，拍照也要收钱，自己的生活不经意间也可以做商品，用于补贴本来就稀薄的收入。

　　人来人往总是有好处的。走马观花、猎奇打卡，不也增进了青年与工友之间的交流、了解吗？如果能切切实实地做些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便更能从这个首都的边角地带，从这些被资本视作“边角料”的人群中捕捉市场的变迁轨迹，理解时代的逻辑。

　　对于一切有志于在今日中国做些调查研究的人们而言，马驹桥大概是最佳的“新手村”了：

　　首先，它吸引人。从开发区到马驹桥，对城市青年而言，展现着从熟悉的高档写字楼到陌生的工友生活区之间巨大的反差，视觉效果给人极大的震撼，勾起了丰富的探究欲望。

　　其次，这里的社会关系极其简单。它的内部充斥着纯粹的交换关系：劳动力的单纯买卖，消费资料的单纯买卖，临时居住权的单纯买卖。所以，它也是理解现代社会的钥匙：它过滤掉了人间的一切复杂关系，它简单明白地展现着现代社会的基础，它是市场的典型。

　　再次，在这里，与人交往是简单容易的，调研新手容易上手。在买卖中的人们是健谈的，他们要多方打听市场变化，随时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以，这里的人们是极好的访谈对象。此外，首都通行的是普通话，大家基本上不存在语言障碍。所以，即使是深度社恐，也应该会在工友们、小商贩们幽默的谈笑间解开自己心里和嘴上的锁链吧？

　　最后，马驹桥又是复杂的。地处首都，马驹桥的状况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零工市场的起落更折射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变迁。有志于理解和改造社会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发现各种重要问题的线索，并通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探寻答案。

　　调查研究不是什么难事，从外行变成内行其实挺简单的。首先是张嘴多问。从走马观花到深入群众，有时就隔着些被统治阶级塑造的壁障，比如“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之类。它们不过是旧时代的统治者们制造顺民的意识形态工具，就这点说，要克服它，还需要多向劳动人民学习学习，看看如何打开话头。其次是及时地写报告。报告的撰写也是思路的整理和发现过程。材料越是新鲜，思路越是丰富，发现和进步也就越多。所以，写报告要趁早。

　　几个青年朋友多年来在马桥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投了个稿，大家或许能从阅读中发现马驹桥这些年来的变化。如果读者能产生些在更广阔天地里做些调查研究的想法，这几篇报告也就物有所值了。

　　当代大城市的零工

　　——通州马驹桥等地的零工市场调查

　　2022年

　　一、研究背景

　　我国正式实行市场经济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发达的市场经济以雇佣劳动为基本生产组织方式。而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会根据时间、地区、政策等等因素而发生涨落，那么企业的生产规模自然也会随着市场供求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用工需求会发生涨落。

　　为了适应市场变化，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一部分企业会选择压缩正式用工数量，用于保证企业维持最基本运营所需要的生产。而一些技术要求较低或成本较高的临时性工作，企业会选择通过其他渠道雇佣工作期限较短且不建立法定上的劳动关系的零工或外包人员，工作期限从几小时到几个月不等。

　　于是，与传统的雇佣劳动者相比，一个特殊的零工群体随之产生，这样的零工群体并非近期的新现象，我们可以在国内许多城市见到他们，但他们被学者研究却是一个晚近的事情。

　　深圳的三和，天津的小站，太原的南黑窑以及北京良乡南关、通州马驹桥等地都形成了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零工群体聚居地。这些零工大多聚居在城市外围工业区附近但交通较发达的城中村，靠当地低廉的房租和日常消费生活。

　　这和我们一般印象中的雇佣劳动过程并不相同。这种社会现象背后有哪些社会历史背景？这些工人从哪里来，生活状况如何，又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国外是否也有相似的现象？研究组在梳理中外已有研究并得出初步理论预设后，直接前往北京马驹桥等零工聚居地，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尝试调查、了解当地零工的工作、生活方式，并尝试找到它在中国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地位。

　　二、定义和研究方法

　　文中提到的“零工”是指受雇在特定岗位从事短于一个月工作的人群。他们的工作集中在加工组装、搬运分拣、安保管理、绿化、建筑装修等简单体力劳动领域。因此，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和群体文化与通常定义中的“自由职业者”或近年来依靠网络平台实现就业的外卖、网约车司机都有很大的不同。

　　文中提到的“劳务中介”，指出现在零工聚居地附近从事劳动力买卖的门店或个人。他们接收企业的用工信息，并列出工作条件、时长和报酬，向零工介绍工作。很多时候中介还承担了零工到工作地的接送往返工作。在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企业向中介支付一定量的金额，这之后，中介再按约定将一定的工资支付给零工。

　　本次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小组成员前往北京通州马驹桥镇、天津津南小站镇、太原小店南黑窑村、深圳龙华等地，对现场人员展开实地调查。其中，在马驹桥的调研素材最为丰富，因此我们以马驹桥零工群体为典型，对零工群体的社会关系做一番整体考察。

　　三、文献回顾

　　如果要追溯零工研究的谱系，一定离不开中国的农民工研究。因为零工与农民工群体社会处境类似，人员重叠部分较大，职业重合度也极高，例如制造业工厂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装修工、短期的建筑工等等。《上海移民》就提到“小工”是长三角外地农民工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 然而直到今天，国内社会学零工研究领域内的研究仍尚未形成规模。大量的农民工研究中，长三角、珠三角研究多，京津少；量化研究、带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期望的讨论多，具体生活细节记录分析少。2009年农民工相关文章发表最多，前后有一波研究高潮，后相对冷寂，而今天对当前农民工新状况、新转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见图1）。在既有研究中，学者倾向于使研究贴合社会学理论的既有范式。例如，《中国城市底层群体研究》中的11篇论文对上海农民工群体进行了定量研究，偏重身份认同构建， 陈映芳的研究同样偏向这一方向。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则聚焦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自发组织上 。

　　图1，使用“农民工”为主题的知网搜寻结果

　　有关零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更少之又少。 这是可以理解的：零工没有缴纳社保医保养老金，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也往往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共同发声、共同行动的组织，从而难以被研究者发现，并用具体的量化数据呈现出来。进入新时代，虽然第二代农民工开始向“市民”转化，但农民工内部的零工分支依然保留了下来。田丰和林凯旋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注重用“白描”的手法，对“三和大神”的日结工作和“挂逼”文化进行了全方面的记录。 这部作品较多关注于三和区域内的社会关系描摹，今天似可以根据三和与深圳其他场所及全国其他类似区域的比较研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

　　中国的零工现象是中国农民工现象的一部分，其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特有的国情有关，因此在国外无法找到相关度高的研究，但类似的经典著作同样能给我们启发。

　　1843~1845年，青年恩格斯在伦敦的工人社区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通过分析英国工业形成的历史，并考察工人在英国经济体系运动过程中的地位，得出结论：这些工人的各种状态并不是他们的天生本质，而是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运动的结果。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提到的产业后备军可视作对零工群体产生源头的一种理论构造。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在研究方法上对本报告有所启发。作者从1934年开始，在美国的意大利裔社区科纳维尔展开长期观察，深入游荡在街头的年轻人群体，了解他们的内部组织逻辑和不同团体之间的互动。 书中的街角青年结成了不同的小团体，作者通过与团体的头领“多克”结识，进入了小团体内部，了解到街角社会的全貌。

　　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也提及了美国的零工聚居区和零工群体的生活状态。描述了美国零工市场中的社会关系。

　　四、生活环境与人员构成

　　马驹桥镇是北京市通州区下辖镇，地处通州区西南部，临近大兴区。2006年12月6日，中央下发了《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将通州区、大兴区纳入“发展新区”，主要功能是“发挥市区疏散功能承接地作用”。

　　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0》所记，马驹桥镇镇域面积82平方千米，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4669万元，位列北京第四，工业企业380个，规模以上工业数54个，分别为北京市内第三和第一。 2020年，镇内常住人口175794人。大兴亦庄工业园位于其西北部，南六环和京沪高速在其西北部交汇，是北京东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此外，通州还有13个物流园，是北京重要的物流中心；临近通州的大兴区则是重要的生物医药开发区，通州北面的顺义等地也有大量的物流基地。随着外来人口的流入流出，北京市村民自建房需求旺盛，这些都对零工产生了庞大的需求。

　　马驹桥境内有居委会7个，村委会45个，其中通过卫星图 对比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镇内在京沪高速以西，南六环以北的部分建成区最密，人口密度最大。

　　图 2马驹桥镇全境卫星图

　　本次小组前往调研的主要地点位于构成马驹桥镇主体的西后街村、马驹桥一街村、二街村、三街村、北门口村，其中二街村和北门口村居民中回民较多，内有清真寺。此地区在兴华中街以北，四支路北端以南，东部紧靠京沪高速。根据百度地图显示数据，从劳工聚集的十字路口到六环路入口仅有2.5公里，距大兴亦庄工业园7~8公里，距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约25公里。区域内有八个公交站：兴华中街、马驹桥商业街、马驹桥邮局、马驹桥北门口、北门口村、通州第二医院、凉水河桥南、北门口村北口；最近的地铁站同济南路站距该地区3.2公里。

　　在这一片区的省道302线沿街商业繁荣，被称为“马驹桥商业街”。它将此地区分作东西两块，街上有中低端餐饮零售业，亦有服装卖场和大型百货超市。二街村和三街村在东侧，两个村被马团路西段南北隔开。

　　根据对一街村二街村等村村委会外公示的选民名单的数目统计，这三个村户籍成年人口约1500人，总人口应在两千人上下。但非户籍人口由于高流动性，我们难以计算。四个村庄中的房屋均以村民自建的两到三层住宅为主，且多为单间出租屋。二街村内部包含着一个相对独立、门禁化管理的神龙小区，属于特例。西后街村、一街村和三街村的单间出租屋租金多为每个月六百元至八百元左右；二街村单间出租屋租金高一些，多为每个月一千二百元左右，这是因为从2021年7月开始，二街村村委会某负责人联合起大批村民，对二街村的自建房进行较大规模的整修翻建，并建成了一些，这些出租房居住条件较好，租金也相对较高，但主要针对的应是亦庄等地的中下层白领阶层和城市小生产者，这也间接表明马桥零工人数的相对减少。

　　此地曾经有过较多的短租房，按周或者日结算房租，也有过按床位计价的短期合租房。2019年马驹桥镇在全镇范围内展开了出租屋整改行动 ，依据样本房东甲提供的信息，这之后三个村内的短租房的占比大大下降，留存的少量也不再公开招租。2021年4月前后那段时间，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试纸加工业需求旺盛，各工种日工价在200 元以上，附近拆迁也带来了大量迁入人口，马驹桥镇上还有一些“整治短租房”的标语。但我们最近几次前往村中都没有发现类似“整治短租房”的标语，村内也没有与整治短租房相关的警力设置，说明短租房、群租房的问题在2021年的村中已经不重要，也可与十字路口找工人群数量的减少相互印证。

　　四个村中各种小型餐饮零售门店随处可见。其中三街村内部的消费是最兴旺的。三街村西部有一条南北走向、较为宽敞的道路，被称为“背街”。背街南段又是这条街最兴旺的一段，布满了各类每餐消费额在十元左右的餐饮店和流动摊点。三街村南部还有一条宽阔的道路，路西段两侧店面多销售服装杂货，东端有蔬果、主食、肉类销售。

　　兴华中街和商业街的十字路口是整个区域人流集散的中心。十字路口以北分布着五十家以上的劳务中介，每天都会放出用工信息，招揽零工前来应聘；还有许多散户工头出没在此处招工。大量零工会聚集在十字路口一带，或直接前往店面应聘，或等待散户、工头走到人群中间口头宣布工作信息。十字路口北部的零工工种以组装、仓储、快递分拣为主；建筑业零工集中在路口东南角农业银行门口的广场上。

　　一天内零工的集散是有其固定的时间规律的。一天中从早上五点开始，就有零工在十字路口一处聚集，寻找工作，这期间不断有客运车辆将零工拉往工作地点。八点后，人流基本散去。下午两点开始，便有三两零工在此聚集，等待招工，闲聊休息；到了下午四点，人流达到峰值，重复清晨时找工招工的过程，直到晚上七点许人群散去。

　　图3. 马驹桥镇中心图

　　马驹桥的零工市场以十字路口为中心，十字路口以北和以南各自聚集了不同的人群。这两个人群具有不同的特征。

　　路口以北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零工聚集的地方，长期在此的是平均年龄35周岁上下的中青年男性，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此外也有例外，也有一些并不居住在马驹桥的青年男女从远近各处来到这里打零工。既有从亦庄那边过来在假期挣快钱的，也有完全没有固定工作，仅靠打零工为生的。在制药厂的劳动中，由于劳务公司发工资的机制，我们得到了一次所有要发工资的工人的身份证信息。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从籍贯上看，河北和山西占多数，其中河北多余山西。山东紧随其后。甘肃、河南、东北不相上下。东北内部黑龙江稍多一点。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安徽也有一定量，但人数较少。另外，还发现几位北京当地人，有丰台区的、房山的、通县的。其他省份则几乎没有。从年龄来看，主要是90后，其次是80后和00后。其他年龄段极少。从性别来看，男工略多于女工，数量相差不大。另外我们发现大约五个未满十八岁的工人。最小的是2004年的；还有2003年的。二三十岁的北方年轻人是这次做工的主力。

　　路口以南是建筑业零工聚集的地方。建筑业零工普遍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在45周岁上下，男性居多，也有少量女性，以山东，河南，河北、甘肃籍居多，也有少量山西籍。山西籍工人往往寻找的是建筑业短工，工期一般较长。

　　但对这些现象的描述是远远不够我们真正理解马驹桥的。我们还要将目光投向具体的人与人际关系，投向在外部和此处紧密联系起来的区域，才能说得到了对它的全面的了解。

　　五、社会关系

　　5.1工作

　　工作使零工获得生活来源，是“生活”的开始。通过整理组员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材料，我们能得到对马驹桥零工的工作、生活状态更深入的了解。小组成员分多次前往企业内，在各个工种的岗位上工作，这其中有药品厂、印刷包装厂、物流中转站等。我们将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呈现一次零工劳动过程中共性的特点，同时补充其他不同工种的特殊性。

　　5.1.1劳务中介

　　该地区的街道和城中村内分布着大小劳务中介五十余家，店面上往往有展板展示工种、工时和工价。在商业街沿线、十字路口附近的中介以日结和周结为主，人流量较大；而在兴华中街沿线往西离十字路口更远的中介则月结及长期工居多，人流量较少。日结工为主的中介门店多有微信群发布工作信息，并且许多不同的中介门店提供同样的微信群二维码，这些微信群是多家中介共同设立，以此共享工作信息和人力资源。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这些劳务公司和大小中介看成一个整体。根据样本的访谈内容，以往扣人工钱的黑中介似乎在严打下不再常见了，“能在这里有个门面的基本都会好好给钱”。

　　零工和中介两个身份有时会重合，部分中介人员也和零工一起工作，有的零工也帮中介招人。

　　疫情给北京带来了巨大了医疗用品需求，从而刺激了药企、包装等等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2021年4月马驹桥的劳务中介有大量形如“药厂，包装，230，坐着上班”的招工广告。组员接触了劳务中介公司A,大致业务如下图:

　　图4.中介A公司网站首页截图

　　据员工的说法，她所在的中介公司当天要招500人；而根据后来发工资的那位经理发的签到表，那晚他们要给1200余人发工资，可以推测这个经理隶属于更大的中介公司。这1200人不只来自马桥，也不只日结工。在上车进厂前，一家店前的51名零工在中介门店前排成队列，中介清点人数、告知注意事项。上车后中介和零工微信面对面建群，并要求填写线上信息登记表，登记身份信息，以便之后发工资时进行核对；中介承包车辆将零工拉到工作地点。

　　根据我们的观察及其官网的介绍，我们总结出该劳务公司在一次雇佣关系中负责的业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协议、招募零工、对零工进行必要的简单技能培训、将零工按数量如约运至工作地点、派遣驻场管理、把零工运回劳务市场、发放工资、安排工作餐，以及其他有关零工的各种事宜。

　　零工的工作结束后，中介就在工厂内清点人数，带着零工返程结账。

　　那一次回到马驹桥后，经理把所有的签到表都发到群里，在车前方接近车门处给工人结算工资，工人需先找到自己的签到表图中自己的签到的地方，然后拿着黄马甲、身份证去中介处，经中介验证后即通过微信转账发工资。一般而言，零工和中介的一次关系到此为止。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劳务公司和中介的存在是必然的。市场的规律通过他们得到实现，从而“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或许大部分公司都有人事部门，但这些部门无力在短期内召集大量的临时工以完成他们因事突加的、或者季节性增加的生产任务，而这种任务又将随着市场分工的细化和波动的加剧而显得越发地频繁，对人员的需求越发地庞大；另一方面，每年被农村、企业和学校抛弃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为了生存需要快捷集中的工作信息——于是便有了专门的劳务公司。这些劳务公司和中介向下扎根在大城市的人力市场中，向上则和各大工厂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人力市场也反过来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壮大，吸引了更多的打工者。而这样的劳务公司越壮大，或许越能说明市场对劳动者的要求更趋于简单，越能说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更趋于完善，当然，也越能说明 “劳动力”的买卖更加纯粹，“劳动力”买卖的市场更加成熟。

　　5.1.2企业内的劳动

　　这里我们将展现一次药厂外包装的劳动过程。我们会发现，在企业对劳动过程的精密设计下，零工的劳动生产率被最大化，从而让企业获得了最大额的利润。

　　5.1.2.1药厂和厂房

　　在南六环以南、大广高速以西、永定河以东、魏永路以北的这块区域，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组员前往的B厂就在其中。

　　厂房布局如下图所示。长约75米，宽约30米，高约6米 。门在北边，进门后是一个大厅。北半部分中间是大厅，西边是一个用于经理监工休息的一号桌，东边则是厕所，中间的大部分空间则是物料区，存放着大量药品外包装的原料。南半部分则是自西向东摆着26张桌子，也就是26条生产线，被标记为2到27号。将南北两部分分离开的是一条联通东西的过道。工厂的南边是一排窗，密度很大；上方每隔数米有一个白炽灯，把整个厂房照得比白天还要明亮。

　　图5 车间平面图

　　5.1.2.2生产过程中的各个角色

　　在此药厂外包装的生产过程中，有值班经理、监工、线长、搬运员、流水线工人五个角色。他们的分工和他们的活动共同组成了一组相对独立的生产关系，外包装的生产也在这样的关系中不断地进行着。

　　（1）值班经理

　　值班经理负责统揽全局，记录生产情况。工作强度不高，不参与直接的生产管理。

　　（2）监工

　　车间内监工有四人，当晚的总监工是一位四十余岁的女士，其余是四十岁左右的男士。他们都通过吼叫发号施令，管理生产。

　　总监工负责整个生产的具体组织，保证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她熟悉整个生产流程，甚至熟识每一个具体的动作。她有权分配和临时任命线长，有权根据具体的情况跨产线调人，有权临时设置一条新的产线，在必要的时候，她还会对具体的产线进行人员调整。她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吼叫强调速度还是强调质量。其他监工只负责辅助组织工作。

　　（3）线长

　　每条生产线配有一人，穿着橙色马甲，上有“线长”字样。他们有的是单独招工，有的是正式员工，不足时则临时从工人中招募。

　　他们负责监督整条生产线的工作，保证质量和数量；有权根据情况调整产线人员的具体工作。他们在空闲时也会加入到生产线中，有工人上厕所时则需要暂时顶替该工人。

　　据工友说，如果线长自己负责的产线产量最低，就会被监工大骂一顿。“好线长”自己默默承受，“坏线长”就会反过来骂工人；如果产量最高，则会被监工口头表扬。

　　线长有直接管理工人的权利。在具体的工作中，有些线长会帮工人盯着总监工，帮工人偷懒；有些则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催促工人干活，努力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

　　（4）物料员

　　每个生产线配有一人，穿着蓝色马甲，上有“物料员”的字样。他们不是和流水线工人一起招过来的——有单独招募的临时工，也有药厂的正式工。

　　他们负责将流水线需要的各种物料运至相应的产线，并分配到各种工位上，并保证物料的充足。在药品包装好后，又将成箱的药品运出去。他们可能还要做统计物料消耗和产品产出的工作，以达到监察的目的。在空闲的时候，物料员也会进行流水线的工作。

　　（5）流水线工人

　　每条产线13-15人，整个厂房300余人。二三十岁为多，也有不少中年人；男略多于女。他们穿着统一的黄色马甲，上面是劳务公司的名称。

　　零工当晚的工作是将各种物件按一定次序和标准塞入包装盒中并封口，然后再将包装盒塞入更大的盒中。盒子也需要他们来折叠和封口。但是具体的操作则是采用流水线的形式，即在每条产线上，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动作。

　　他们是厂房工人的主体，是他们（以及搬运工）的劳动使药品真正得以实现了外包装。

　　5.1.2.3流水线

　　上面提到的“桌子”“生产线”，是流水线的载体。每个桌子由四个小桌子拼接而成，长约12米，宽约1.5米，上面有两条互为补充的流水线。以21号产线为例，我们逐个说明一对流水线的各个组成部分。

　　如下图所示，每一个小圆圈代表一位工人，每一个序号代表一个工序。过道在产线的北边。

图6. 药厂的一条流水线示意图

　　其中：

　　①负责将平面的纸盒折为立体，并将后面的封口折好，另一面封口保持打开，以便用来塞东西。

　　②负责将折好的那一面的封口贴上标签，同时封口。标签上有标志，贴标签有正反的要求。

　　③负责将白板塞入纸盒中。白板有标志，需要按正确的方向塞入。此工序往往略慢于上一工序。所谓白板，就是一个袋子，里面是一个试剂盒和一小袋干燥剂。根据要求，塞白板的同时还要检查试剂盒与干燥剂是否都完好，实际操作中工人往往省去此步。

　　④负责塞塑料袋和说明书。塑料袋为封口袋，应该用于放置测试后的试管；说明书为德文。该工序需要将塑料袋对折，包裹说明书，然后塞入盒中。根据说明书，此药盒应该是用于抗体测试。

　　⑤负责塞小瓶。小瓶内有约两毫升不明液体。

　　⑥负责塞长棉签。长棉签只比纸盒短一点点。

　　⑦负责清点上面各物是否齐全。齐全则交给下一位工人，不齐全则传回去补全。

　　⑧负责用一小电子称称药盒的重量。应是以27克为标准，差距大于1克则将该纸盒传回上游。

　　⑨负责将开口的一面折起来，并贴上标签。

　　⑩负责将大纸盒折成立体，用于放置小纸盒。

　　⑪负责将小纸盒放入大纸盒中。

　　5.1.2.3劳动竞赛

　　到了凌晨1点后，零工的精力普遍下降，而这时管理者采用了“劳动竞赛”刺激零工提高产量。即1:30到3:30这两个小时内，在整个厂房内进行一次以产线为单位的竞赛；规定时间内做得最多的那个组每人加十元工资，线长则加二十元。根据介绍，这种竞赛在该厂已不是新事物。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夕，线长A对成员说：“谁不想要这十块钱的？我把你赶出去。”整条生产线都被激发起来了。

　　在竞赛的氛围下，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线长和物料员也加入到了产线之中，很多人都站了起来。为了加快速度，很多人顺序也不顾了，包装的质量也自然有所下降；有时因为前面做得太快，后面的人面前全是物料和半成品，严重影响了后者的正常工作，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人之间的矛盾。监工A的训词也从原来的“怎么这么慢啊，磨蹭什么！”，变成了“做那么快干啥，要做好啊！”

　　本应该是夜班工人最困的时间段，现在变成了产量最高的时间段。

　　竞赛结束后，监工并没有宣布哪条产线的产量最多。发工资时，所有人都发了原先说好的230元，并没有人得到额外的工资。但没有人提出质疑，因为他们都以为自己不是第一。

　　5.1.2.4如何充分使用零工

　　同样地，在快递分拣厂、包装厂等处，我们都发现了这些利用人力或非人力流水线的使用、工种和工序的不断频繁调整、产线督促等措施。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指向对零工的有效支配和利润的最大化。

　　1.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本身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流水线将一套工作分解为一个个工序，每个工人只需重复地完成一个工序即可把整个工作给做好，整体上大大提高效率。在药厂，纯人力流水线的生产会不自觉地增加工人的单位劳动量。在一个没有机器的纯粹由人组成的流水线上，可以通过熟练工前置事实上加快工序的流动速度，当前面的人干得很快，工人面前的原料越积越高的时候，他自然也就会不自觉地加快速度；当前面的人干得不太快的时候，工人仍会下意识地希望快点把自己手头堆积的活干完，从而获得短暂的休息——但这样做反而加快了整个流水线的速度。总之，纯人力流水线通过人的心理作用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

　　而在快递分拣厂，流水线则总是比工人的手速快得多，它尽管造成了大量的重复搬运劳动，但相比于催促工人提高手速从而增加的利润而言，这些重复搬运带来的损耗是颇为“值得”的。

　　2.产线内调整。线长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本产线的人员分配。例如，小组成员所在产线的线长特别喜欢在线头折纸盒，然后使一大堆纸盒累积在②③工序的前方，从而加快此二工序的速度，从而增加整条产线的速度。又例如，后来线长发现后面工序的人相对于前面工序的人太闲了，就调了很多后面的人到前面来做，整条产线就变快了。

　　3.产线间的调整。在劳动竞赛结束后，大概是发现有的产线可以减一点人，于是就组成了一个新的产线。而且尽量抽每个产线上最差的、可能影响到整条产线速度的人。即，通过组成一条相对慢线来保证其他产线的速度，同时增加了一条新的产线，从而提高产量。

　　4.如果使用劳动竞赛，还将直接改变工人劳动力的正常增减规律，在工人体力下降的那个点上强行使人的劳动力恢复（或者说透支），从而大大增加了单位时间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总量。

　　5.同时，工厂还通过强灯光和监工粗暴的吼叫等方式在物理和心理上提高劳动效率。但在一些企业如包装厂，有更多的正式工和零工在同一场合内工作，此时零工更多地负责技术含量较低的辅助工作，监工的管理就不及以零工为主的药厂车间严厉。可见，零工的使用要符合“雇佣劳动”的买家最大化自己购买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要求，同时也会受企业具体用工方式的影响。

　　6. 工作餐看似提高了工厂的成本，但事实上也提高了餐后的劳动效率，效果与劳动竞赛相似。当然，有饱腹感就足够了。例如，尽管凌晨十二点的夜宵伙食以素食为主，但在当时的劳动强度下，工人们已顾不得对饮食质量的要求了，从而进一步节约了成本。

　　5.1.3下班与脱岗

　　实际上，零工下班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在做满工时后由中介安排返程；另一种是提前结账，甚至放弃工钱走人，通过公共交通或共享单车返程。这种行为看似不明智，实则不然。部分零工如果发现工作过于劳累，做满工时后身体的劳累将难以恢复，他们就会选择提前下工，节约体力。

　　5.2日常生活与交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中提到 ，市场竞争和高额利润会让工厂主不约而同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日，并以各种手段克扣工人的工资。但这种延长是有极限的，因为工人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收入，才能再生产出在第二天从事同样劳动的身体状态。如果工作时长突破了这一极限，或者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无法满足这一再生产需求，工人就会起来反抗，或是在煎熬中衰弱下去，无法长期有效地为工厂主工作。

　　因此，工厂主需要在利润的获取和未来用工的保证中寻求一种平衡，我们可以在“三和大神”“干一天歇三天”的“神话”中得到对这一平衡的生动理解。零工从事的工作多为搬运、分拣、包装等单调且沉重的体力劳动，这占用了他们的时间，消耗了他们的精力，让他们必须用一天中剩余的大部分时间休息。我们在几次随机访谈中，问起积蓄时，他们都回答“攒不起钱”，并告诫我们“年轻人不要待在这里”，因为这种会带来低储蓄的生活方式将会让人缺乏在新地方立足的资本。如果他们想靠工作所得的工资攒起积蓄，养家糊口，就必须节衣缩食，透支自己的体力工作。这也是为什么聚集在十字路口的零工的实际年龄往往比我们通过外貌估计的要小。

　　下班后，零工迎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段时间中，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直观地感受，马驹桥零工的精神面貌好于纪录片中“三和大神”。

　　5.2.1消费

　　消费是零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途径。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零工在远离居住地的场所工作，而在居住地消费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些消费根本上又被企业的付薪能力决定。虽然马驹桥零工在工作上的积极性存在很大的分异，有愿意一个月满勤，每个月攒下几千元的零工，也有不把手头钱花完不上工的零工。但他们的消费水平大致是一致的。

　　我们根据调查所得的平均工作时间水平，假设一个青年零工一个月能做二十天的日结。我们再根据调查所得，假设一天的日结工平均工资为180元。那么一人一个月能得到的收入为180*20=3600元。在消费方面，村中一间单间的月租金普遍在600~800元，我们取形态最典型的三街村的平均水平600元每月。在饮食方面，村中随处可见小超市、小餐馆。超市多售卖烟酒、零食、饮料；餐馆多为消费水平在十五元以下的低端饭店，零工消费多在十元上下。按正餐一顿平均消费水平为10元，早餐5元，带上零嘴，零工一天在村中的饮食开销可达30元。；零工白班有的能包两餐，夜班一般包一餐，这些是可以略做扣减的，但扣减不超过300元。而再加上饮酒吸烟、手机流量、日常交际等消费，一个零工一个月的消费约在1500元上下。如果一头扎进工作中，能省下更多钱。

　　当然，零工的消费当中也包含了通过消费转嫁的店家租金成本。马驹桥的租赁市场是很旺盛的，村中少有空置招租的店面，餐饮零售业发展兴旺。超市面积多在50~100平米之间，年租金两万元左右。小餐馆店面在20~40平米之间，年租金可达四五万。这倒置的租金对比起来很不合理，但我们推测，这是因为村民拥有包括底商和上层住宅的整栋房屋，如果底商经营的是餐馆，那么油烟和噪音将拉低上层房间的租金价格。为了平衡，房东选择提高餐馆的租金。

　　5.2.2娱乐

　　人要生活，就总是会去寻找某种娱乐，排解积郁，消除寂寞。马驹桥的零工也是这么做的。

　　零工平日里的主要娱乐场所在室外零工的人群中。许多零工在等待招工的过程中会和周围的陌生人聊天，交流工作信息。这其间他们既排遣了寂寞，也能在工作方面趋利避害。许多零工有过在全国各地工作的经历，不缺乏谈资。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两次在十字路口观察到卖艺者在人群中出没。他们多来自零工群体内部，用唱歌、杂耍获得认同感，同时也创造结交朋友的机会。还有许多零工坐在路旁，饮酒交谈、刷手机短视频。

　　当地有十家左右网吧。一家网吧的容量可达80~200人。那里除了能供零工游戏、网络聊天、观影，还能为他们提供15~20元一夜的包夜。许多零工选择在网吧过夜，一晚上网吧内能坐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但疫情给这些网吧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许多网吧处于歇业状态。

　　5.2.3依靠零工花费为生的人群

　　工人的工资是当地服务零售业的重要支撑。同时，零工工作生活的特殊性又催生出了以他们为目标的各种花费和产业。

　　零工由于自身工作特性，自发地聚集在生活成本最低的一处。半只脚踏入现代化的当地村民，以较低的居住条件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适落脚点。这也让村民在提高租金总额方面达成了共识。上文提及的集体改建自建房便是这一点的体现。但村民与临工之间，较少有深度的交流，他们往往自有自己的圈子，仍然带有农业聚落的社会交往特点。

　　马桥最多的店铺是餐饮业商铺，其中北方口味居多，以山西面馆为最多；各类超市杂货店在数量上占第二；各类小吃、服装、杂货和小吃摊点分布在街上，面向零工提供廉价商品。在访谈中，一位来自山西运城的面馆老板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来到马桥是因为同乡的介绍，他们一个村有许多人都在马桥经营面馆行业或者打工，他的哥哥就因为找不到合适门面而去打工。可见，这些消费行业的经营者与打工者之间可能也存在某些熟人圈子。

　　同时，一些灰色产业也分布在村中。沿商业街分布的近二十家手机店多有手机回收服务，组员用正常手机问价，该店员估价两百元，显然低于正常价格。样本F说：“手机店有几个好店？”背街路口有两家提供高利贷的店面，借款人在签下欠条后需要用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手机做抵押，贷款利息每天6.67%，十五天翻倍。我们观察到店内放着一捆身份证，经询问后是可以购买的。这批从业者往往有自己的圈子，与零工之间不太容易建成熟人关系。

　　总而言之，马驹桥地区的经济活动本身大部分时间中仅发挥着供流动人口进行简单再生产的作用。当地没有成规模的农贸市场，因为零工往往没有在自家厨房中烹饪的必要与机会，输往当地的农产品在零售领域往往只用满足当地少数本地人的生活需要。所以在如此规模的社区中，会有数不清的餐饮店，却看不见成规模的农贸市场。因为大部分居住者没有烹饪的时间、工具、材料，也没有长久存放食材的条件。而灰色产业则是在零工生活不稳定性的基础上为零工提供一条不得已的后路，是趁火打劫式的产业。

　　5.3零工的人际关系：在地关系和家庭

　　由于高流动性和不固定的工作，零工缺乏稳固的人际关系。但同时，他们每天在十字路口聊天，因此普遍地相互认识，同时有在同一家厂内做工的机会，因此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所以能很快成为朋友。村中没有形同科纳维尔的保龄球馆那样供零工交际的公共空间，但是有能用两块钱彩票换来长久的闲坐的彩票店。零工来彩票店不仅是期望中奖，而且为了在一个安稳的座椅上和彩友聊天。夜晚的村中角落零散着小型赌博摊点，以十元纸币为单位筹码，但亦未形成规模。

　　十字路口也是零工重要的公共空间。每天下午两点后，人流开始聚集在路口，人们似乎都仅是无目的地聚在一起闲聊，有了活便聚上去看。

　　我们发现虚构、拔高资历的叙事是当地富有特色的聊天文化。究其来源，或是生存竞争所致。

　　当地的零工因其工作生活状态，纠纷是常见的。零工之间鸡毛蒜皮的纠纷会被扩大。在2021年3月27日的调研中，我们甚至目击有人在三街村门口被人用板块板砖击中头部，不省人事，很快被救护车运走。我们靠近之前伤人者就已被带走。，恐怕这些斗殴的发生都不需要太多理由，一个眉来眼去就足够干起来了。工友也表示此地经常会有打架。

　　斗殴会吸引来大量人群，他们往往不帮助某一方，仅是围在一旁。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两次较小规模的斗殴中，二人之间都有一个劝架的。看模样他们两个都有点岁数，可能待在此处有些时间了。我没有与那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搭上话，而那位来自东北的王大爷则主动向我们提供信息。但劝架的二人似乎没有在人群中获得什么特殊的话语权，众人看他劝架也仅是看个热闹。

　　因此，我们访得若干男性样本，还包括一个常和零工打交道的饭馆老板，皆自称在军警部门工作过，落魄后来到此地。例如一位王大爷，年龄在六十岁以上，自称大庆人，是武警出身，还自称为了见义勇为杀过人，从而丢掉了军职。他自称有一个女儿，工作职位不低，因此我们无从得知他为什么不去投奔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女儿，而是在这里漂泊。一位自称来自山东阳谷县的1992年生的大哥也自称是退伍军人，干过武警，性格豪放，自来熟，见面就抱住手，称兄道弟。很爱说话，语气强横，警惕性强。他自称在马桥待了十二年，在深圳待过。还有一位45岁的大哥和善寡言，自称刚成年就去当兵，退伍后去当武警。他自称在当兵时受了很多苦，看见一个战友在训练中残废，却没有多少补偿。他称自己曾经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一辆越野车，后老母从二层楼上掉下来，倾家荡产也没有治好，妻子带着小孩子走了，同时村中征地也把他们家的田地收去，他因此颇为不满。尽管如此，他仍在谈及国际问题时卖力大喊“若有战，召必回”。另外，有两个要饭的也自称有军警背景，其中一个65岁，自称也是“老兵”，且是刑警出身（膝盖区域严重扭曲，无法工作），另一个五十来岁的，自称是边防兵，并劝人千万别去当边防，“说了也体会不到”。还有一位92年生大哥的兄弟，他们都自称老兵，在一层聊天，讲军队里的经历，让组员向他们敬正规军礼。

　　但我们根据其前后言行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是在自吹。我们认为，在公共场合展现自己的“背景”，或许能够在马驹桥这样原子化的零工社会获得社会资本和安全空间。这种对自身“暴力资历”的有意展现和虚构，或许是因为当地长期存在公权力未必愿意投入精力进行处理的较为频繁的轻度财产、人身侵害，他们存在某种自保要求，或者说，只是因为他们需要提高自己的社交地位？其他地方零工（如深圳龙华的零工）口中的奇遇资历、财富资历和它有何区别，有何联系？这些问题都有待未来的研究进行进一步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四个村内至少散落着五家成人用品店。在三街村的背街沿途分布着一些按摩足浴店，北端有几间平房，里面的女子神色暧昧，还有一些她们的同行直接站在街边。这说明在男性居多的马驹桥，很多一部分人的生理需求要在非法或是灰色的地带解决。

　　零工中有不少单身汉，样本E这么说：“打了工连个媳妇都娶不到。”同时他还劝组员“不要在这里找”。但也有不少零工是和伴侣一道前来打工。在那次药厂工作的零工中，组员观察到了至少七八对男女朋友关系。

　　5.4 公共服务与管理

　　作为北京最大的零工聚集地之一，几个城中村内部自建房密集，人口流动程度大，大量居民无固定工作。如何有效维持当地治安是当地公共管理部门面临的难题。经过观察和走访，我们得出结论，“节约成本”是当地公共服务与管理的执行原则。

　　5.4.1治安维护

　　本地区警力资源紧张，在十字路口西北、东南侧设有警亭，但只有东南侧的警亭有警力值守。

　　四个村内没有警力分配，同时由于没有采取物业化管理，村中也没有巡逻的保安。通过查找以往的新闻，我们了解到2017~2019年，马驹桥镇向镇上的城中村派出警力，以消防安全为重点展开过几轮清查行动。这之后村中出租房消防安全有所改观，群租房、短租房的现象也大大减少。

　　该地区警亭内安排的是穿荧光马甲的巡防员。他们没有正规的编制，是保安公司在接受政府部门委托后就地招募的零工。他们有在十字路口站岗，也有在路边拦截车辆核查驾照。他们以月为单位工作时长，但没有固定的报酬，而是“干多少拿多少”。当我们询问具体的工作时间和时薪安排时，他们含糊其辞，没有明确回答。

　　街角存在少量露宿街头者，但没有深圳龙华“海信大酒楼” 或是龙华公园那样自发形成的零工露宿地点，我们推断这有可能是整治后的结果。

　　5.4.2疫情防控

　　因为马驹桥每日零工招工人流聚集规模之大，而且又在北京市内，我们曾假设疫情会给此地的零工经济带来打击，甚至可能会面临衰落的命运。然而根据我们的访谈，情况并非如此。20年初疫情爆发时，村委会曾在村的主要出入口设立铁栅门，阻止人员出入。然而居住在城中村内的零工依然可以照常在十字路口聚集，等待招工。这第一是因为村委无力将这些密度大、流动性高的人口和他们的住所一一对应统计起来。第二，如果各村委会严格执行了封村政策，村中大量无积蓄零工的生活将难以为继。第三，零工失去生活来源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向村民缴纳房租的能力，不是大多数村民所想见的。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疫情在马驹桥零工的印象中并不是什么大事，工作生活照常进行。

　　现在村委会仍然是该地区疫情防控的主要负责者。村委会负责村民的疫苗接种和出京申报。居民出京如果不经过村委会批准，进京时北京健康宝将变成红码。

　　我们在11月6号前往进行最后一次调研时，北京昌平区正好出现了疫情。为了防止人群聚集，政府同样将十字路口的防疫工作外包给保安公司，再在当地招收零工作为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是驱散十字路口的人群，让他们不在十字路口集聚。但当人群稍稍离开十字路口的范围，在更远的开阔空间聚集起来时，他们就不管了。这样反而提高了人流密度。

　　我们从治安管理和疫情防控两方面的调研结果可以推断出：在上级的疫情防控要求下，当地政府和村委皆尝试采取行动。但在零工占绝对数量优势，镇级警力紧张和当地租赁零售经济对零工工资的依赖等因素影响下，疫情防控的行动向零工经济妥协了。防疫政策的执行者转而寻求在尽可能低的成本内，将潜在的经济政治后果减到最小。

　　5.5以零工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零工构成了此地社区的主体，围绕着他们产生出了各种社会联系。本节将综合以上四节内容对以他们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进行概括。

　　5.5.1支配关系

　　在所谓的公共服务与管理过程当中，公共服务与管理服务于本地人利益和上级政府的行政指令，零工在管理过程中只是被管理的客体，处在被支配的位置上。同时以外地农民为主的零工很多时候被指为治安秩序的扰乱者。

　　零工在工作中受工作指令的指派进行工作，并服从工厂秩序的管理，可以认为处在一种工作支配关系中。但这种工作支配关系来源于劳动力买卖关系，工时到后往往直接解除。

　　在部分零工之间也会形成具有较强主从色彩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小圈子，但这类小圈子中的支配关系色彩并不明显。

　　5.5.2交易关系

　　零工、中介、企业构成了马驹桥劳动交易关系的主体。零工向工厂出售劳动力，而中介负责在两方之间沟通信息，降低双方交易成本。企业通过中介向零工付薪，中介会在工资总额中抽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收入。三方在这统一体中相互需要，但在根本上，这一关系还是被企业的用工需求和付薪能力决定。当企业的经营条件恶化，需求减少时，其他两方无力扭转这一变化。所以，在这一交易链条当中，企业需求起到主导作用，零工的多寡则决定了中介机构的兴旺与否。

　　在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消费场域，经营者和作为顾客的零工之间也存在着交易关系。在房东与作为租客的零工之间、灰色产业的精营者与作为顾客的零工之间也是如此。但由于租客的生活用品在房东控制的物理空间内，而高利贷业主则扣留了借贷者的身份证、手机等个人物品，在这种交易关系之外也存在着某种支配的意味。

　　5.5.3熟人圈子

　　马驹桥零工之间既可以形成三五成群的小范围熟人圈子，也在整个零工市场形成一个大的熟人关系圈子。在这之间还有各种各样规模不等的圈子，将不同的人圈在一起，以单个零工为中心观察，他都在参加从小到大的各种圈子，形成了某种差序格局。例如，吃饭的时候，总是先叫上最内圈层的哥们儿，再由各自的关系亲疏远近引来不同圈层的人。

　　马驹桥的零工以男性居多，而陌生男性之间的交往上往往需要社会资历的比拼，这也是种种夸大自身暴力资历的虚诞叙事得以产生的温床。

　　总体而言，尽管存在着零星的冲突，相互之间亦有提防，马驹桥零工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对于共同身份的认同感，这或许是阶级意识吧。

　　六、同一时间内中国其他的“马驹桥”

　　中国各地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产业分区分布自然不必多提，有时一个产业在某地已经走向衰落，在另一地它才刚刚兴起。而诸多形态各异的零工市场在全国的兴起、发展、衰落，折射的正是中国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转移的状况。

　　6.1天津小站

　　小站镇位于天津津南区，是天津的工业基地之一。长深高速、津港高速、滨海外环高速等交通干线经过此处。根据前瞻产业园网站数据显示 ，小站工业园有1174家企业登记在案。

　　小站镇西南部津岐公路和葛万路的交汇处形成了一个零工聚集地，午后一点可达250人左右。零工聚集处没有中介门店，这是因为该聚集地以建筑工为主，亦有保洁等零工，他们聚集在路口等待工头招工，由面包车拉走。建筑工的大工（技术、体力要求高）一天可以赚到300元以上，小工（要求低于大工）一天可以赚到150元左右。

　　根据样本H提供的信息，每个区都有自己的零工市场，此地不算是最大的。我们还得知当地零工居住以床位为主，租金普遍在300元每月左右，每个月吃饭也只“花三百多块钱”，生活成本远低于马驹桥。

　　中介店面主要分布在工业区附近，距离路口1.5公里左右。其附近没有形成零工聚集，因为这些中介介绍的工作时长普遍在一个月以上。我们了解到当地工厂存在招收学生工的情况，日薪低于正式工20~30元。还有一家企业同时拥有自己的工厂和中介。津岐公路沿线分布着五十家以上的工业产品批发店铺。它们的部分产品服务于建筑工的工作需要。

　　6.2深圳三和

　　深圳龙华区位于深圳市北部，小组前往调研的龙华汽车站成立于2002年6月，于9月开始运营，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龙观人才市场便进驻车站，与车站共用一座大楼。一楼商铺与三楼区域是人才市场，二楼部分才是车站。龙观人才市场和旧三和市场的主要区别在这些方面：

　　一，人流减少。失去了最主要的两个人力市场后，三和一带的零工数量显著下降。

　　二，人员集散的节奏发生了变化。在以日结工为主的劳务市场，24小时内人员的集散是有两次起伏的。这是为了适应用日结工的单位两班倒的工作节奏。但今天的龙华汽车站只有一次起伏，早上天亮后人数开始上升，中午到达峰值，开始下降。

　　三，日结工的分布更加零散，同时中介门店不再承接日结工业务。

　　四，比起以前，更多的打工者被运往市外省外。在招工广告中，市外省外的厂的广告占了过半数，中介公司不会代他们安排返程。

　　为什么和几年前相比，此地发生了这些变化？这是因为近年来地租成本上涨，首先让深圳规模以上的制造业大厂无法承受，撤出深圳。本地用工需求的绝对数量首先经历一次衰减，而且这种需求连带着这些厂家与中介原有社会关系流到了市外。这些厂家迁出后依然会与深圳的中介保持联系，在深圳招收劳动力，从而拉长了劳动力运输的距离。这意味着深圳中介将承担更少的当日往返的日结工的委托。原有的日结工等工人流向珠三角其他地区，甚至省外，可能不再回来。对于小厂而言，它们用工需求波动的绝对值较小，不需要依靠招收日结工来填补波峰波谷。

　　对日结工需求较大的大厂数量减少，小厂又不需要日结工。在这种状况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后，招收日结工的工作就无法为中介公司提供利润了。

　　当我们整理回顾零工市场在一个区域发展的历史过程时，我们能发现：2018年的旧三和整顿并不是导致龙华零工群体走向萎缩的直接原因。旧三和市场遭遇的整顿、关停是萎缩带来的结果。

　　6.3南京江宁开发区

　　江宁经济开发区是南京重要的工业区之一。位于工业区中心的某超市西面路上存在一个零工聚集点，两条主干道诚信大道和双龙大道在其不远处交汇，将其与绕城高速和宁宣高速连接起来，通向南京的新旧工业区。当天是国庆假期，零工聚集高峰时段为七点，人数可达三百人，不过根据在场零工提供信息，那天聚集的规模“不比平时少”。

　　超市二楼分布有五十家中介，其中月结工作偏多，那时开张的中介只有十几家，而有零工进入求职的中介只有两家，但在当天聚集的人群中以找日结工的人为主。在日结工中，电子厂和快递的工资可达250元以上，而汽配、装卸、保洁保安等工作普遍在200元以下。工时普遍为10~12小时。根据组员访谈，零工中部分人有其他固定工作，然而国庆节强制要求工厂放假，他们“闲不住”，也过来打零工了。

　　此地的零工相互联系较马驹桥密切，且有较强的团结意识，来此地的时间从三年到十年不止。组员曾被中介搭讪介绍工作，但聚集在此地的几十个零工自发上前轰走了他。根据他们的说法，“中介都是骗人的”，他们不会提供和实际工作状况完全一致的信息，他们更信任直接到人群中招工的工头。他们更加推崇合同工，认为稳定的工作能让自己攒下积蓄，而做没有约束的零工会让自己在花完所有手头所有钱之前不愿再工作。

　　6.4良乡南关

　　南关村位于房山区良乡镇西部，村北的南关地铁站附近自发聚集着一群建筑业零工，清晨七点高峰时人流量可达七八十人。他们多为40岁以上的男性，以山东、河北籍为主，往往以同乡小圈子为活动单位。那里没有零工中介，他们通过微信联系工头和客户，携带着自己的劳动工具，靠地铁公交前往目的地。

　　良乡南关劳务市场位于国道107线、京港澳高速和六环路的交接地带。在良乡南关劳务市场周边有一个上世纪90年代兴建的良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有少量厂子还在运行，但已没有多少用工需求了。可以推测，良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用工需求催生了最早的南关人力市场，而交通条件的便利则是该市场仍然能够转为单纯的建筑业零工集散地继续存在的原因。

　　6.5太原南黑窑

　　南黑窑村位于太原市小店区，与富士康产业园隔马路南北相对。太原富士康的工资虽然低于更大的城市，但依然高于在家务农。因此许多人前来这里做零工。由于淡旺季用工需求量的差异，富士康本身就倾向于多招临时工；况且临时工工资也更高些。于是临时工的数量和比例都上升了。而随着来此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太原富士康对面便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中介、商铺，吸引了各行各业的老板，形成了一个零工市场。市场背后的南黑窑村，也住满了打工人。

　　在太原，富士康招工有三种形式：其一是正式工，工资较低，3000到5000左右，但有五险一金；其二是日结工，时薪26-29，每天工作10小时。但至少要干一个月，而且会压几天工资。“返费”在此地较为流行，即工人在做满了一定时间后，中介会从自己所得利润中分一部分给工人作为奖励。

　　富士康以外还有保安、蔬菜分拣、快递分拣、工地打杂、厨师、店长等工作，日结、长期工都有。工价都比富士康低，时薪12至20元不等。还有安防员、监控员、船员这样少见的工作。

　　和国内其他零工市场一样，附近有价格低廉、品类丰富的小吃餐馆，有居住条件极差的宾馆、出租房，有管理不善的社区卫生，还有成人用品店、高利贷和花呗套现。

　　这个零工市场最大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中介主要经营的是对外输出劳务：他们把大量工人送往上海、盐城、昆山、泰州……某块广告牌上写道：“常年发车，每天九点集合……直达各地合作厂区”。

　　6.6唐山

　　唐山市各区都有小规模的零工市场，人群规模往往不超过200人。最主要的零工市场位于唐山南站附近，每天招工高峰时可达一千人以上。十几家中介分布于唐山南站旁的路旁。中介介绍主要的工种为农业、养殖、渔业，工厂、建筑业，以粗活重体力活为主。工期往往按月计算，极少见到日结工作。普工一月四五千工资，一个月伙食费八九百。附近城中村租房以日租为主，单间30元每天，床位十几元每天。介绍第一产业相关的工作是本地中介的特色。

　　6.7 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地零工市场

　　通过对不同地域的零工市场的比较，我们制作了这样的表格：

　　从区位上看，中国大城市的零工市场往往出现在交通较为便捷的地域，方便将零工迅速地输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那些临时被需要的劳动。如果从它们的形成史上考察，他们周边往往存在或曾经存在较大规模的用工企业群（太原富士康本身因为规模较大，可以视为一个企业群），这是零工市场形成的两个区位条件。

　　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这些发展状况各异的零工市场，它们看上去处在同一个时代，但如果考察它们的发展史，可以认为，它们恰恰处在同一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上。从发展历程上看，它们往往最先作为用工企业群的产业后备军中转站、休憩所而存在，由于各式各样的务工者的老乡熟人圈子关系的吸引，这些地方集中了大量找工的人群，并产生了中介，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由此吸引了建筑业等其他行业的零工在同一地点聚集，产生了与建筑业零工相关的配套服务行业和零售业。随着工业区的转移、衰败或用工减少，这些零工市场或者关停，或者转移，出现了向外地输送劳工的中介服务（如太原、深圳），有的蜕变为较为纯粹的建筑业零工市场（如良乡南关、小站桥头）。

　　七、总结与展望

　　以通州马驹桥为代表的中国的零工市场是市场化环境下底层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的缩影。聚居零工群体的出现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产物，满足了企业和其他生产单位节约用工成本的要求，同时也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大城市零工市场的兴衰与邻近工业区的发展状况相关，又由于区位优势和独立发展的建筑业零工市场而具有某种独立性。

　　在生产、生活场域内，零工处于某种半原子化的状态：他们一面频繁地与陌生人建立交易关系，一面被企业管理者、公共服务部门和高利贷业主、房东等在不同程度上支配着，一面也经营着老乡等熟人圈子，同时在找工、闲谈过程中与其他零工形成了或竞争、或团结的半熟人交际关系。之所以是半熟人，是因为竞争和安全感的缺失使这种关系当中并不包含完全的信任，这也是那些夸诞叙事的根源。而夸诞叙事的存在也表明，完全的信任关系几乎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建立起来的。同样地，他们和本地人之间也并未建立起什么共同体的联系，他们只是过客，也因此在公共管理当中仅仅被作为客体对待。

　　当然，关于这些现象背后更为复杂而细微的机理，以及产生这些具体现象的社会运行机制究竟如何，则仍都有待未来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