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源头：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之修正主义谬论
引论：一声来自历史深处的棒喝
“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
这是周恩来总理，这位与毛主席并肩战斗了半个世纪、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有着最切肤之痛的伟大战士，在回顾长征那段九死一生的历史时，发自肺腑的总结。这声棒喝，蕴含着血与火的教训，穿越时空，如同一道真理的闪电，必须也必然要劈开今天那些由汉奸、公知、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精心编织的、名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理论迷雾。
这种论调，是何等的阴险与恶毒！它以一种看似“客观”、“公允”、“全面”的姿态，将毛主席那开天辟地、独挽狂澜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个人天才与理论创造，稀释、溶解、平均化到一锅名为“集体”的温吞大杂烩之中。其险恶用心，就是要运用历史虚无主义的卑劣手法，抽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拔掉中国革命的“定海神针”，动摇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舵手的历史地位。最终，达到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合法性的罪恶目的。
历史，从唯物史观的根本角度看，固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否定杰出个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决定性作用。当历史的航船驶入惊涛骇浪的迷航之中，其航向，往往是由那个最杰出的、唯一能够看清航道、识别暗礁的伟大“舵手”所决定的。中国革命这部史诗，反复上演的剧情，绝不是一团和气的“集体智慧”的高光时刻，而是在“集体迷航”即将导致船毁人亡的绝境中，被毛主席的个人智慧以雷霆万钧之势强行拉回正确航线的惊心动魄。
事实是，所谓的“集体智慧”，在多数决定革命生死的关键时刻，恰恰是“集体糊涂”、“集体错误”、甚至是“集体犯罪”的代名词！
第一章：思想的“天授”——天才的个人智慧从何而来？
要从根本上驳斥“集体智慧论”这一谬论，首先必须科学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毛主席那超越了同时代所有人的、近乎“天授”般的个人智慧，其源头究竟在何处？它绝非凭空产生的神秘主义，而是植根于三块最深厚的、具有唯一性的土壤。这三块土壤，恰恰是当时党内任何所谓的“集体”都不曾完整拥有的。
一、扎根于中国泥土的“实践论”：从调查研究到认识飞跃
当党内许多“集体智慧”的代表们，还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课堂里、在上海的洋楼租界中，抱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圣经”本本高谈阔论，争论着“干柴”与“烈火”的抽象关系时，毛泽东在哪里？他在湖南的田间地头，在井冈山的崇山峻岭，在瑞金的乡政府里，在寻乌的调查会上。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中国的广袤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用自己的耳朵，倾听着劳苦大众的心声。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这些光辉的文献，不是在会议室里“集体”讨论出来的，而是毛主席一个人、一个猛子扎下去，“解剖麻雀”、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俯下身子向群众学习的产物。他的智慧，是从中国最底层的社会现实这口取之不尽的“深井”里，一桶一桶、饱含着泥土芬芳打捞上来的。这背后，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他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对当时党内盛行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最有力批判。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这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科学方法论，是当时那些言必称“国际路线”、开口闭口“苏联经验”的“集体”，所完全不具备的根本品质。
他们的“智慧”，是悬浮在空中的，而毛泽东的智慧，是长在泥土里的。
二、贯通古今中外的“矛盾论”：从哲学高度到战略擘画
毛主席的智慧，不仅来自于实践的深度，更来自于他那博览群书、贯通古今、熔铸中西的理论高度。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其核心——矛盾分析法，与中国古代兵法（如《孙子兵法》）和朴素的辩证法哲学思想（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熔于一炉，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当“集体智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要么陷入“速胜论”的狂热，要么陷入“亡国论”的悲观时，他一个人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了光辉的《论持久战》。他运用矛盾分析法，科学地剖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与劣势，指出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将如何转化，从而预见了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终胜利必将属于中国。这绝非简单的军事推演，而是哲学指导下的科学预见。
当“集体智慧”还在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痴迷于“正规战”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精髓。他总能于纷繁复杂的乱象中，一眼洞穿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战略思维能力，是一个思想巨人的个人天赋与深厚学养的结合，岂是平庸的、往往陷入事务主义的“集体”可以“结晶”出来的？
三、与人民心心相印的“阶级论”：从群众路线到力量源泉
最重要的一点，毛主席是农民的儿子。他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血浓于水的阶级情感。他的屁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永远坐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一边的。这种阶级立场，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胎记和烙印。
因此，他能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无尽的革命伟力，能深刻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根本诉求，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所创立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既是科学的领导方法，更是深厚阶级情感的体现。
而当时党内的许多“集体”成员，要么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力量持怀疑态度；要么是深受苏联影响，思维里有“工人贵族”的倾向，从骨子里，就未必真正理解和信任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种深厚的、发自灵魂深处的阶级立场和人民情怀，是毛主席一切正确决策的情感基础和力量源泉。
这种品质，无法通过“集体讨论”来获得，它是一个革命领袖最根本的资格证。
第二章：“集体”的迷航——一部由错误构成的“反面教材”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公正的审判官。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如果抽掉毛主席个人正确路线这条光辉的主线，剩下那部由所谓的“集体智慧”所主导的历史，就是一部令人不忍卒读、触目惊心的、由惨痛失败和无谓牺牲构成的“反面教材”。
一、大革命时期：“集体”的右倾投降主义
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党的创始人、总书记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集体智慧”，在强大的国民党右派面前，犯了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迷信于国民党的“强大”，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满足于充当国民党的“苦力”。他们主动放弃了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屠刀，选择的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甚至下令解除为保卫革命果实而浴血奋战的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彼时，是谁，以他个人的敏锐洞察力，最早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是毛泽东！他在1925年底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早已科学地指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明确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是他，在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农民革命，并最早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论断。然而，他正确的个人智慧，被以陈独秀为首的“集体”无情地压制和排挤了。最终，是“集体智慧”的右倾投降，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惨败，让数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人头落地，让轰轰烈烈的革命烈火被鲜血浇灭。
二、土地革命时期：“集体”的“左”倾冒险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血的教训面前，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左”倾“集体智慧”先后统治了党中央。他们无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不平衡性，无视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患上了“急性病”，疯狂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军一次次地去攻打坚固设防、敌人重兵云集的大城市，妄图“毕其功于一役”。
当毛主席已经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创造性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建立了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时，王明等人为代表的“集体智慧”却从苏联空降而来，带着“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光环，篡夺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他们排斥、打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并解除了他的兵权。结果是什么？是攻打赣州付出的惨重损失，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用“短促突击”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最终导致的彻底失败，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部沦陷，是被迫进行那场前途未卜、几乎葬送了革命的万里长征！事实再次以血的代价证明，离开了毛主席的个人智慧，所谓的“集体智慧”，就是一部把革命推向悬崖的“加速器”！
三、长征途中：“集体”的穷途末路
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等“集体智慧”的直接指挥下，英勇的红军变成了“抬着坛坛罐罐走路”的运输大队，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其结果就是在湘江边上，被敌人围追堵截，折损过半，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濒临全军覆没的绝境。
此时的“集体智慧”，已经黔驴技穷，彻底破产。他们除了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命令，已经不知道路在何方。正是在这革命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以组织的形式，宣告了“集体糊涂”的破产，重新确立了毛主席个人智慧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才有了之后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史上神来之笔，才有了红军的绝处逢生，才有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第三章：巨人的孤独——力挽狂澜的“一个人”
周总理的话，字字千钧：“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个“是”，就是一种最决绝的、唯一的、排他性的肯定。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看到的，常常不是一团和气的集体决策，而是一个孤独的巨人，在对抗着整个“集体”的错误，并最终以其超凡的智慧和意志力挽狂澜。
一、上井冈山：一个人的远见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集体”的决议、也是上级的命令，是继续攻打被重兵把守、反动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长沙。是毛主席，一个人，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大无畏气概，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说服了余下的部队，毅然决然地引兵上了井冈山。
这个决定，在当时，被很多人，包括党的上级，视为“右倾逃跑主义”、“农民意识”的体现。然而，正是这个被“集体”唾弃的个人决定，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第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点燃了后来燎原全国的星星之火。
二、反对打鼓新场：一个人的坚持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虽然进入了领导核心，但他的权威远未到一言九鼎的地步，党内和军内的思想也远未统一。1935年3月，在土城战役失利后，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根据不准确的情报，提议攻打黔北重镇“打鼓新场”。在中央军委的会议上，除了毛主席，包括周恩来、朱德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案。
面对已经形成的“集体决议”，毛主席深感不安，他彻夜不眠，一个人，提着一盏昏暗的马灯，去找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反复陈述利害，分析敌我态势。最终，他以理性的分析和坚定的意志，说服了周恩来，在第二天清晨，撤销了攻打计划。事后证明，打鼓新场正是敌人预设的、四个师兵力的包围圈。
如果不是毛主席这一个人的坚持，刚刚走出绝境的中央红军，将再次陷入灭顶之灾。这挽救的，是整个红军的生命！
三、抗美援朝：一个人的决断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满目疮痍。当美帝国主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智慧”，几乎是一边倒地“恐美”，不同意出兵朝鲜。理由很充分：国家太穷，工业基础太差，军队装备落后美国几个时代，财政赤字巨大，战争创伤还未抚平。
在最初的讨论中，绝大多数领导同志都主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除彭德怀等少数同志外，又是毛主席，一个人，力排众议，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反复权衡，最终以其“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伟大战略远见，乾纲独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
这一战，奠定了新中国此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打出了中华民族的万丈国威。如果当时听从了“集体智慧”的求和畏战，中国东北将永无宁日，我们将永远活在霸权的核讹诈阴影之下！
第四章：“集体智慧论”的政治图谋——一把阉割革命灵魂的“手术刀”
既然历史事实如此清晰，如铁一般坚硬，为何今天，那些汉奸公知和党内外的修正主义者，还要处心积虑地炮制和贩卖“集体智慧结晶”这种谬论呢？因为，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或历史评价问题，这背后，隐藏着极其险恶的政治图谋。它是一把旨在阉割革命灵魂的、看不见的手术刀。
一、否定领袖，从而否定革命
敌人和修正主义者非常清楚，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人格化身”。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功绩，与这场革命，是血肉相连、无法分割的。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是中国革命最鲜明的旗帜和符号。
因此，要否定这场革命的历史正义性和必然性，最便捷、最阴险的途径，就是先否定这个无可替代的领袖。而“集体智慧论”，就是这把最锋利的“手术刀”。它通过将领袖的个人天才“集体化”、“平均化”，来达到“稀释”、“虚化”乃至最终“抹杀”领袖决定性作用的目的。
当毛主席被描绘成不过是“集体”中的一个平庸的“首席代表”或“意见综合者”时，那么，否定他，也就变得无关痛痒，甚至顺理成章了。这是典型的、从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的修正主义“斩首战术”。
二、制造“人人有份”的历史健忘症
“集体智慧论”的另一个恶毒之处，在于它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搞起了历史问题上的“大锅饭”。它让那些曾经犯过严重“左”倾或右倾错误、甚至差点葬送了革命的路线的代表人物，摇身一变，也成了“集体智慧”的贡献者之一。
这就等于说，正确路线的功劳，人人有份；而错误路线的罪责，则无人承担。这是一种最无耻的历史虚无主义，它让正确与错误，功臣与罪人，变得界限模糊。
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制造一种历史的“健忘症”，让我们忘记那些血的教训，忘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残酷性，忘记是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扮演了“挽救者”的角色，从而为今天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扫清历史和思想上的障碍。
结论：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
所以，让我们再次回到周恩来总理那句掷地有声、字字珠玑的话：“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
这句话，以最精炼、最深刻的语言，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根本的真理：毛泽东的个人智慧，不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的来源和前提；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是使“集体”得以摆脱蒙昧、产生正确智慧的“酵母”和“催化剂”！
在绝大多数历史的危机关头，不是集体智慧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智慧，而是毛泽东的个人智慧，以其超越时代、洞穿本质的巨大力量，一次又一次地纠正了集体智慧的致命错误。他像一名最顽强、最伟大的“驯兽师”，将“集体”这匹时而因悲观而畏缩不前、时而因狂热而盲目奔突的烈马，牢牢地驯服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今天，我们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伟大思想”这一论断，绝不是在搞新的“个人崇拜”，更不是要否定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贡献。我们是在捍卫历史的真实，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群众关系的科学原理，是在捍卫中国革命的灵魂，是在捍卫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出生证明”。
因为，关于中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这个根本问题，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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